【小说】《在海德堡坠入情网》—龙应台@台湾

他紧闭的眼睛流下了泪水。泪水流过他唇边的胡须，滴在他白色的衬衫领。这么雪白的衬衫，而且显然烫过。素贞不在的这些日子，谁帮他烫衣服？他的母亲？子铭的妈是那种会在母亲节被选为模范母亲的妈妈。丈夫在海上失踪之后(在我们那个渔村里，经常有人出了海就不再回来，有一次我们还在沙滩上捡到一条被鱼咬烂了的泡得发白的人腿)，她就在市场里摆面摊，干面、意面、肉丝面。子铭小的时候，她用一张小花被将他裹起来，紧紧绑在背上，空出来的两只手就可以下面洗碗。

是上了小学之后吧，有人说陈子铭的腿是弯的。我们偷偷在他背后研究过，而后附合说：“对，背着长大的小孩都有O型腿。”

上了小学的子铭是个剃了光头、眼睛灵活却不说话的小男生。他每天穿着油渍渍的卡其制服帮妈妈招呼客人；客人少的时候，他就趴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做功课；功课当然也得自己做，因为他妈只认得0到9的数字，什么人欠了几碗面钱未付、对面老张送来几瓶啤酒什么的，她用粉笔记在一张小小的黑板上。

她和卖蚵仔面线的驼背婶去标会时，就在一张小纸条里包上几枝火柴棒；火柴棒的枝数就代表她开出的价钱，一枝代表一百块还是一千块？我忘了。

素贞是牧师的女儿，白净净的脸蛋，穿着干净的衣服。教室外面有一个打水的帮浦，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从窗子跳出去，一群孩子抢着帮浦用力打水，另一群就将头放在水喉下面把头发淋个湿透，然后设法把头上的水溅到别人身上去。素贞就站在一边看，带着有兴味的微笑，露出嘴里的牙齿矫正器――那个年代，乡下的孩子有许多连牙刷都没有，她却戴着牙齿矫正器。安静而彬彬有礼的素贞，让同学们喜欢、老师们宠爱，我，却嫉妒着她天使般的性格。我有仇必报，恩怨分明。有个傲慢的里长的女儿把我养的蚕打翻在地上，故意地；我一句话不说，冲到她桌前，把她的作业本子扯个稀烂。

素贞却是一头雪白的羔羊，她的纯洁只能激起人们的爱怜。

每个星期天，素贞一家人上教堂，当然，教堂――好像叫圣公会――就在她家隔壁。或者该倒过来说，她家就在圣公会的院子里。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素贞开始为圣诗班伴奏。风琴的声音从教堂中传出，载着风的翅膀，飞到我们光复一村的村子里来。我们一窝人就钻出低矮的房子，坐在向风的墙头，听那美丽又带点哀伤的乐声。

然后素贞和牧师娘来到市场。我们打着赤脚，或者拽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拖鞋，素贞却总是穿着黑色漆光的皮鞋，而且永远有白色的短袜。她们进入市场时，我们都要为她们的鞋子担心。地上有积水，是雨水、宰剁鸡鸭剖鱼的血水，还有腐烂菜叶的混合，呈酱油色。

她们母女俩撑着伞，提着菜篮，小心地躲避地上的坑坑洞洞。

“你每顿饭前都祈祷吗？”我问。

她点头，“还有睡前。”她的辫子上扎着红丝带。

“那么多次？”我惊异地再问。

她微笑。

偶尔，牧师一家三口到市场去吃消夜。是为了特别体恤女儿的同班同学，还是子铭妈的面实在好吃？他们总是坐在子铭他们的面摊上。右边是筒仔米糕四神汤，左边是蚵仔面线蚵仔煎。我和爸妈，当然还有永远流着鼻涕的弟弟和妹妹，多半坐在饺子大王老张的摊子上，就和子铭他们对面。生了一脸麻子的老张是广东人，爸爸的牌友。因为他老输钱，所以爸爸经常命令我们来到张伯伯的饺子摊，把他欠的钱一粒一粒吃回来。尽量吃！爸爸得意洋洋地说，再加几个卤蛋。

牧师一家人文雅地吃着面，不时用自己随身带来的餐纸拭嘴角。其他的客人，譬如开野鸡车的黑鼻仔、在海边站岗放哨的老兵(他们的名字多半是老张老王老什么的)，他们都卷起裤管，一只腿高高跷在板凳上，拿起大碗酒往嘴里倒。

子铭很忙。他才九岁吧？我们二年级。他用一块稀烂的丝瓜布用力地擦桌子。人瘦小，好像整个人得趴上去擦，竹制的桌子在他身体下吱吱作响。然后他分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了就丢的竹筷。他用两手从一个大水盆里捞出一把筷子，使劲地甩，把水甩掉。当然筷子还是湿漉漉的，但没人介意。只有牧师娘，掏出皮包里的卫生纸，细心地将一家人的六支筷子一支一支擦干。

子铭端面时，走得极慢，两眼盯着碗前的水泥地板，就怕摔跤。汤碗冒着腾腾热气，极大的碗，显得他的手特别地小。他的手指似乎对烫也没有感觉。他战战兢兢地把面碗搁在桌沿，牧师就微笑着摸摸他头。

我不记得子铭有过任何表情。他并不和我们打招呼，虽然我们早上还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只是低垂着眼睛，听清楚面的名字，回身告诉母亲。脑后扎了一个髻的母亲则永远站在不断往上泉涌的白花花的水汽里，时不时往围裙上抹抹油腻的手。

吃消夜的人往往半夜还来。子铭和母亲等着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才开始收拾桌椅。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上课，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呢？我不知道，也没想问过。他反正不和我们玩。下课铃响，我们一窝蜂冲出教室，他总留在教室里。上课铃响，我们冲回来，他还坐在他位子上。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考上台大电机系，当然是乡里一件大事。蚵仔面线的驼背婶送去一大串红色的鞭炮，里长送给子铭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万里鹏程”四个字。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得了奖学金到美国去读书，那更是大新闻，连我都辗转听见了这个消息。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茄肉乡，我在柏林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留学生活。

在走道里遇见系主任迎面而来，我赶忙低头假装翻看手里的书本，却被他叫住：

“像昨天那样的事情，”他皱着眉头，“您下次能早点和我说一声吗？”

他指的是我让学生将一批过期的期刊移走的事。

“也许。”

我皮笑肉不笑地走开，知道他愣在那里，正半恼怒、半困惑地瞪着我开始发胖的背影，后悔聘用了我。

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但谁在乎呢？我不靠别人的喜欢过日子。和老叶决裂之后，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哈！我不再靠取悦于别人过我剩下的人生。

教职员的信箱就在走道里。和往常一样，我打开自己的那一格，里头一大堆纸张，没有什么信件。我不太写信，久而久之，也不再有人给我写信。通知单倒是一大把；星期几什么人来演讲，请鼓励学生参加、新建系馆停车场开始出租、一年一度联谊郊游在几月几日举行请报名……

竟然底下有一封信，素贞的，不，素贞写给别人被退回的信。收件人是“台北市一○三巷四十五号五楼陈子铭”。

她忘了写上丽水街，被退了回来。

我将信拿到窗边，就着光看邮戳上的日期。

五月――五月二十六日。我心跳得厉害，两腿发软。支撑着找到一张椅子坐下。这是真的吗？素贞是二十五日离开我去赴约会的，尸体在二十八日找到。二十六日她写了――不，寄了这封信？会是她自己寄的吗？或者……

我必须读这封信。

素贞腊黄死亡的脸孔浮上来，我坐在走道阴暗处，几乎站不起来。我甚至于用手指抚摸了她的脸颊，脸部肌肉在手指轻微的压力下凹陷下去，像面团，像不新鲜的猪肉。她本来是酒涡的地方反而鼓出来，因为浮肿。

到河边去吧！

系馆在老街上。老街由一块一块的青灰色石头铺成，高跟鞋很容易陷进石块与石块之间的隙缝。对于我，那已不是问题，我早已不再穿高跟鞋。譬如现在，我脚上趿着双典型的德国健康凉鞋，非常不秀气，像养牛的农妇准备一脚踩进牛粪的那一种。

街口，和往常一样，坐着三两个流浪汉，怀里抱着酒瓶，红肿的烂眼迟钝地看着路人。他们的身体有尿骚味。其中一个头发脏成一团的人岔开腿歪坐在地上。裤子显然已没有拉链，我瞥见他的毛发和阳具。

里头不知有多少跳蚤，我想。

转上大街，迎面而来两匹高大壮硕的马，拖着满载游客的马车，踢踢达达地过来。旅客，多半是马克?吐温嘲笑过的幼稚的美国人和表面恭谨驯服内心却是恶狼的日本人，带着照相机和愚蠢的表情瞻仰不朽的海德堡。

街道不宽，我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让马车通过。马匹经过眼前，滚动着一股气味，是干草和马汗的混合吧？倒有点像男人下体毛发的气味，说不上是好闻还是不好闻。

一阵莫名所以的不快袭来，我拉开大步往河的方向走去。

可是从这里到河边，势必要经过大学广场。

广场上熙来攘往，多半是学生。二十多岁的男人，瘦削的脸上有棱有角，二十多岁的女人，散着头发，摆着细瘦的腰肢。他们有的骑着车横冲直撞，有的背着书包，素着脚，边笑边走。

再过二十年，你们也会和我一样，皮肤逐渐干掉，眼角拉下来使本来圆溜溜的眼睛慢慢变成三角形；本来是棱角的地方肥圆起来变成一叠一叠的赘肉。过了二十年，你们就会和我一样，体重多了一点，灵魂少了一点。

广场中央植了几株会开香花的槐树。就在那槐树旁，几百年前横眉冷眼、有棱有角的马丁?路德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辩论天主教改革之必要。他是卡来尔所崇拜的那种英雄典型，而路德这个英雄似乎在他的中年和老年都不曾堕落。

但是我不曾见过不堕落的英雄。

也是在这个广场中央，素贞和我头一次见到钢琴师。

那天天气有点儿阴晴不定，一会儿阳光像金粉一样打在肩膀上，一会儿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们从面包店一推门出来，就听见钢琴的清越，从广场中央传来。那儿已经围了一堆人。

这样的街头演奏可还真没见过。海德堡的街头乐师不知有多少――拉小提琴的、吹法国号的、打鼓的、弹吉他的、清唱的……可是，当街弹钢琴？

那是一架残破不堪的钢琴。琴盖早就脱落，三只漆已剥落的腿，有一只还用铁丝绑着。琴键上的白键颜色老旧，像一排老人掉剩了的黄牙。黑键有些脱了皮，露出肮脏的木色。

我们的眼光投射在钢琴师身上的那一刻，阳光灿烂，把正在专心弹琴的年轻人的头发照出一圈金色的光环。他偶尔抬眼，眼睛有干净的天空的颜色。真是个美丽的年轻人！我似乎听见身边素贞深深的叹息。他的长发没有梳理，随着他手臂和双肩的摆动而不时落到胸前。黑色的贴身背心，露出他突显绷紧的肌肉。下面是条牛仔裤，光着脚踩着琴板。

年轻人的脸孔被太阳晒出一种健康的红色，当他垂首看手指下的琴键时，眼睛就是两弯浓密的睫毛。他的嘴角有一点浅浅的笑意。

萧邦的旋律像沾了魔粉的箭，射中了人们跳动的心脏。这不是严肃僵硬黑暗的音乐厅，这是空旷的广场，在蓝色的天空和摇晃的槐树之间。人们被点了穴道似的，全身静止，生怕错失天空和槐树之间哪怕只是一个音符。

我看到钢琴的琴盖了。它被搁在地上，上面摆了一个破口的陶盆。陶盆里有许多钱币、几卷纸钞，还有一枝鲜红带刺的玫瑰。

有一只细致的戒指。一支口红。

曲子悠然停止，掌声像忍不住的爆炸，劈劈啪啪响个不停。有人大喊：

“Fantasie，OP49！”

钢琴师微笑着，似乎在等其他的点曲。素贞轻声说：

“好贪心啊！Fantasie一曲就要十二分钟呢，不把他给累死！”

在我右边站着一对母女。穿着优雅入时的母亲对抱着一叠书的女儿叹气：

“唉，能有这样的女婿多好！”

“同意。”女儿说得干脆，眼睛还盯着前面，“他太迷人了。”

“不过，”做母亲的笑了，“他养不了家。”

女儿顽皮地撞了下妈妈，说：

“你怎么这么陈腐，妈妈，我将来是建筑师，我可以养他呀！”

琴声又响起，人们重新安静下来。

素贞对我耳语说：“小夜曲，二十七号之一。”

没人注意到，阳光早已被乌云遮去，广场阴暗下来，风刮着槐树，劈哩啪啦扫下一阵叶子。在一片肃杀中，雨点开始扑打下来。光明和黑暗交替得如此迅速，简直像一场天意合作，令人措手不及。

钢琴师跳起来抢救钢琴，群众七手八脚地帮着推，目标是广场东边一家书店的遮篷下。有人去拾琴盖和陶盆，有人为钢琴师殷勤地打起伞。

钢琴被推到了篷下，有人将小圆凳抱了过来，让钢琴师坐下，有人喊：

“Impromptus29！”

有人说：

“让他休息一下。”

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走过去，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钢琴师，亲他的脸，说：

“孩子，你太美了！”

钢琴师只是笑，牙齿极白。

老太太正走开，一个穿长裙的女孩亭亭走向前，把手腕上一个镯子取下，弯身搁在陶盆里。

“年轻人，”我身边的母亲大声说，“我正在物色女婿；你愿意待会儿和我的女儿一块喝咖啡去吗？”

年轻人的眼光和未来的女建筑师接触。

他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好，再弹最后一曲。或许大伙儿想一块儿去呢！”

话还没说完，他的手指已经按下。音乐像手里的白鸽，翩翩飞起。

雨，在遮篷外淅沥淅沥落着，和钢琴不断升起的咚咚声组成一片奇异的风景。

我没忘记看看表，快到我上课的时间了。“走吧！”我扯扯素贞。

“嘘――”她根本不动，“听完。”

可是听完了她还是不肯走。“我们也去吧！”她说。

“去哪里？”

她指指钢琴师，一小撮人已经包围了他。

“我要上课你忘了？走吧走吧！”我跨出步子，却发觉她没有跟上来。

我停住脚，瞅着她。

她看看我，又回头看看正站起来的钢琴师，脚，没有目的地挪动了一下，又回头看我；在一瞬间她必须决定她的方向，她显然不知所措。

“走吧！”我说，转身往教室方向走去，不再看她。我十分肯定她会跟过来。我真的要迟到了。

当我直觉她不在我身后而回身寻找时，她已经直直地往钢琴师走去。我只能越过人头大声喊：

“要不要等你吃晚饭？”

她没听见。也许是因为教堂的钟声刚好宏亮地响起，当当地震着耳鼓。她好像在钟声的伴奏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她义无反顾的背影使我愣在那儿，诧异她竟然会独自走向未知，这不像我所知道的乖顺、柔弱、退让、害羞的素贞。

因为多看了她几眼，我这才发觉她竟然和钢琴师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色背心，蓝色牛仔裤。那是她昨天才在老街上买的。

雨已经停了。阳光穿过黑云，一束一束的，像舞台灯光打在广场上。

她纤瘦的身子笔直地往前走去，走向钢琴师。在浩浩荡荡的钟声中，晃动不安的人潮像海浪往两边拨开，她笔直地往钢琴师走去。

风吹起她背后的长发。

我在大学当助教的那一年，素贞突然出现在研究室。

基本上，当她去读师专，我上了高中之后，我们就已经走上永不交叉的命运轨道。她去苗栗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在台南上大学。我们没见过面，没写过信。她是个好女孩，我从来没怀疑过。小学四年级，班上来了个胖嘟嘟的转学生。当我们都围着他唱“胖子胖，打麻将”的时候，素贞画了张美人图，上了颜色，偷偷塞在转学生书包里。美人图上还写着几个字：“欢迎新同学。”

老师一手牵着那个啼哭的小胖子，一手高举着“美人图”作为好榜样，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和好人我总觉得没什么话可说。我一方面嫉妒他们是天使，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是天使而瞧不起他们。能够瞧不起天使，我对于自己根本不是天使的事实就不觉得是太大的缺憾。

大概从八岁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使。

八岁那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用水管冲出的水柱冲激下体，会有一种麻酥的快感上来。我开始三天两头地玩水的游戏，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有一天正在玩的时候，听见有人在浴室门上“笃笃”敲了两下。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儿。

静悄悄的。

于是我再拿起水管，却又听见“笃笃”轻敲。那是个竹篷子搭出来的所谓浴室，从竹片缝里我依稀看见母亲的衣服。是她在叩门。

她知道我的水的游戏。

我羞耻得好几天不太和她大声说话，不敢正眼瞧她。羞耻，使我知道，我不是天使。

素贞站在我面前，有点尴尬地笑着。那张脸孔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白净，露出两个浅浅的酒涡。也是夏天，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袖衬衫，长袖哪！胸口的扣子一个个扣上，直扣到喉咙。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百褶裙，长过膝盖。白袜子，黑鞋子。

还是黑鞋白袜，我想起茄肉的菜市场。

“你看起来好年轻。”她说。

“是你看起来老。”我想着，却没说出口。我穿着正常的二十二岁的人该穿的正常衣服：白色的恤衫、灰蓝色的窄身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

我带她去教职员餐厅吃饭，引起不少人注目。她实在土得可以，我用眼角看她。她一步一步规矩地走着路，不会伸手去撩拨一枝低垂下来的芒果。

我像上篮球架一样地跳起来，伸手握住一粒芒果，黏黏的，还不够熟，于是放手，芒果枝又弹回去。我们走过去了，那个半青半熟的果子还在空中摇晃。

亲爱的牧师的女儿，那个在半空中悬着的果子，对你没有诱惑吗？它激不起你心中想跳起来、脱离原来轨道的冲动吗？

她客气地道谢，端庄地坐着，不时看看长裙是不是严密地盖着她并紧的双腿。吃饭时，她从皮包里掏出自备的餐纸，文雅地擦拭嘴角。吃饭之前，她已经用了桌上的餐纸擦干了她的和我的半湿的筷子。

她剪着学生式的短发，脸上没有一点脂粉。

才二十二岁，她沉重得像块举不起的灰铅。

我很快就忘了这块沉重的铅，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年的助教生涯令我厌倦。一个眉目清楚、穿恤衫牛仔裤、二十二岁的女助教，是一瓶剪下来用水养着的鲜花。人们凑近闻它的芳香、欣赏它的艳色；肯定的是，没有人期待这瓶花会继续成长。人们所求于瓶花的，只是它此时此刻短暂的清新。

大学里不少青年才俊，所谓青年才俊，就是那些头尚未秃但已得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已婚或未婚的男人们。我用我瓶花的特质和他们混着，很让一些青年才俊的太太们嫉妒。有一天下班时，和一个电子系的才俊一起走路回宿舍。才俊摘了把野花递给我，后头冷不防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唷――”拉得很长很夸张，好像话剧台词，“会送花给小姐，怎么就从来不送我呢？”

我们同时回头；是才俊的太太。

她已经很胖了(说“已经”，是因为我猜想她也曾经瘦过，当她是瓶花的时候)。穿着短裤，胖腿从裤管里勉强挤出一堆肉。

她绷着脸从我们面前走过，塑胶拖鞋发出叭答叭答的声音。

我抬头看看才俊，他的眉毛向两边塌下来，笑得苦极了。

我突然觉得这游戏乏味透了。

别人所期待于我的，还有我自己所期待于我自己的，也不过是最终嫁给一个青年才俊，为他们煮饭生小孩，然后开始变胖，胖到腿肉塞不进裤管，然后在路上撞见才俊摘野花给新来的女助教。

然后绷着一张脸，叭答叭答踩着拖鞋走向冷战的夜晚。

怎么样才能躲避这样的轨迹？

今天的大学广场上却没有音乐。一个舞台搭了起来，两边架着巨大的音箱。绿色的警车堵住了路口。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要在台上出现，对年轻人鼓吹德法友谊、欧洲一家。

这两个国家在一百年中打了三次仗，你们的友谊能持续多久？女性主义者说：战争全是男人搞的，因为男人是追逐权力的动物。如果女人来主导历史，让History变成Herstory，人类历史就不会是一部战争史。

这个理论，希腊的剧作家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林语堂在中日战争时也自以为幽默地写过，让女人治国。

女性主义者实在是不堪一击的，她们掀起一大阵烟雾和嚣声，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如果真如她们所说，女人天性爱好和平，好，那么她们想当然耳就不会向男人宣战，以战争手段从男人手中夺权；而男人占着既有利益，自然不会不战而交出权力。

反过来说，如果女人真以战争夺得了权力，那么她们必然也会以战争去解决其他问题。

Herstory也不过是一部战争史。不过，我压根儿就不相信History有变成Herstory的可能。

穿过广场，经过街角的咖啡店，CafeRomantique。习惯地往玻璃窗里望了一下，这一望，我抽了一口凉气。

那个老太太，戴着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帽子、热情拥抱钢琴师的老妇人，就坐在那里。

她正戴上老花眼镜，准备看膝上摊开的报纸。

那天下午，她也去喝咖啡了吗？她记得素贞吗？

我冲动地走到咖啡馆门口，踌躇，又踅回来。

问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这么清楚。

那天晚上，素贞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只是通常她不会超过十点，即使是和德文班的同学去酒馆喝啤酒。

“习惯了，”她说，“做女儿的时候，因为晚上要和爸妈一起晚祷，所以总是早早到家。做了阿铭的太太嘛，你也知道。”

那个在面摊上写作业的小孩怎么会和牧师的女儿结了婚，才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或许不奇怪；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陈子铭有美国的硕士学位，在台北的电脑公司上班，眼不歪嘴不斜，他配一个苗栗乡下的小学老师其实绰绰有余。从一个多月的相处之中，我逐渐摸出了素贞婚姻形态的轮廓。

牧师欣赏子铭的刻苦上进，快慰地将女儿交出去，没想到从此父女相聚就愈来愈难。子铭孝顺母亲，事事屈从母亲的意思。刚结婚时，新居就根本没有装锁，任何时刻、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

“上了锁，”阿铭说，“妈妈会觉得被我们隔离了。”

新婚夜，素贞僵硬地躺在床上，全身紧张地倾听房门外的动静，就怕有人闯进来。

“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她说。

子铭是个恋家的男人，一下班就回来，到了家门口看不见妻子的摩托车，脸就沉下来。开始的时候，素贞觉得他孩子气得可爱，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当着伴她回家的女同事的面摔了一个盘子，她才知道情况严重。于是她渐渐不再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能够推掉的会议也就尽量推掉。到后来，连下了课之后和其他老师们谈谈天、交换一下教学心得的情绪也没有了，她收拾好东西就往家里跑，一定要让回家的子铭老远就能看见她的摩托车。

当年那个背着孩子两手下面洗碗的女人，已经成为一个身体孱弱、脾气古怪的老妇人；因为受过太多的苦，她认为别人受的都不够；因为站着付出太多，现在她坐着期待收回。这个世界欠着她的债；从前，她把别人的债记在一块黑板上，现在，她把它刻在自己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是人生的债据。

素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惟有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台南探望爸爸妈妈，使素贞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黄牧师心脏病发作，讲道时一头栽下，肥胖的身体压在他翻开的《圣经》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让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关节炎疼得厉害，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她没办法帮爸爸翻身，蒋妈又刚好不在……”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阳台很小，只够摆一张小小的圆桌、两张铁椅。这是海德堡的古区，阳台四边高低错落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栋，就是右手那栋盖着红瓦的，曾经是韦伯客居的房子。院落里有一株高过屋顶的茉莉花丛，五月里放出几千几万朵纯白的花。风把韦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阳台上，令人沉迷。

我们在花香里喝茶。太阳已在河边沉下，青苍的天空里――从我们的视角望出，天空只是一个不整齐的小方块――响着归鸟的叫声。

“我跟阿铭说，阿铭，我要多陪妈妈几天，她情况不好，我担心……”

“他怎么说？”

“哈！”素贞摇头，“他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他需要我。然后婆婆接过话筒，说，已经嫁了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然后就挂掉了。”

素贞转身，懒洋洋地倚在栏杆上，迷离地望着逐渐暗下来的茉莉花丛，幽幽地说：

“我第二天就回台北，妈妈看我整理行李；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她只说：‘阿贞，你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牧师娘的眼泪我是见过的。别班的一个孩子在海港里的浮木上跳来跳去；两片浮木游开，他滑了下去；浮木又漂着合拢起来，孩子就再也爬不上来。

孩子的尸体用草席包着，看得出肚子的部分鼓得很高。因为是个常跟妈妈上教堂的孩子，所以牧师娘先被找来了，孩子的父母在比较远的盐田里做工。

牧师娘跪在草席边，手抚摸孩子的脸，低着头，不出声地落泪。因为不出声，所以肃穆的泪脸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我准备大学联考的时候。一大早，她撑着伞上市场，瞥见在站牌下等交通车的、穿着白衣黑裙子的我。她特别走过来，问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了，问联考填什么志愿。

外文系，我说，可是我真想读的是新闻系。

她疑问似的看着我。

可是爸爸说，女记者抛头露面，不分场合，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准填。

牧师娘把阳伞收起来，搁进菜篮，拍拍我肩膀，说：

“别担心，当女记者其实很好。我跟你爸爸说说看。”

她后来说了没有，我不复记得。可是对着她的背影，我当时就想说：“没用的！我爸不会听女人的话！”

何况她又是个基督徒，不拜祖先的。

我呢，上了外文系。主修英文，副修德文。

所以后来和米夏会到德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写信回家禀报父亲大人想和米夏结婚的事时，父亲十万火急地来了封信，里面列着可以结婚的人种排名：

第一优先，中国人。理由不必解释。

其次，美籍华人。虽属外籍，但终具中国血统。

其次，美国人(白人)。

其次，东南亚华人。

其次，欧洲人。

黑人与日本人不在考虑之列。切记切记！

米夏是等而下之的欧洲人，但父亲后来还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他。我想父亲私底下大大松了口气，至少他的女婿不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也不是都有狐臭像猩猩的黑人。(爸爸说，他二十几岁才第一次见到黑人，和一个中国女人一起，在南京。他很怀疑黑人和中国女人会生小孩，不是吗？)

德国人他只知道一个希特勒(虽然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可是有魄力的领袖。你看他怎么整顿交通：第一天，他宣布，凡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人全部枪毙；他枪毙了好多人。第二天，他宣布，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全部枪毙；他又枪毙了好多人。

从第三天起，德国马路上就不再有任何交通事故。

正在给弟弟补着裤子的妈妈突然抬起头来，说：“好可怜哪！”

爸爸瞪她一眼，不屑地：“妇人之仁，何以治国！”

他戴上军帽，威武地走了出去。

没有几分钟，他却又“哐啷”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活的东西。

“路上捡到的，”爸爸说，有点孩子似的兴奋。“晚上煮了吃。”

“鳖！”妈妈说，“是只鳖！你肯吃吗？”

她笑着。

爸爸整了整脸色，不置可否，还是雄纠纠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