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怕蚕食不怕鲸吞，怕局部肢解而不怕囫囵征服。这是中日全面开战前，双方高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但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掌握军队实际控制权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却完全无视这一客观事实，或昧于胜果，或碍于颜面，一再无限地延伸战线，结果愣是把一场预期只针对中国地方势力的短期、局部、肢解之战，打成了一场长期、全面、鲸吞之战。（北京市中小学课程教材资源 往）
暴走的“少壮派”
20世纪30年代的日中关系，实堪称微妙万端。
一方面，是中日双方高层主政者都不想打。但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和中国地方势力的各种小动作不断，唯恐打不起来。日本少壮派军官多出身于农村寒门，他们出道既晚，迄未能分润到甲午、日俄等战争胜利的切身红利，也未能从大正时期的和平发展中得到好处。
有八百年统治传统的骄傲武士，因为短暂的和平，逐渐沦落为社会的边缘角色，这使他们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侮辱，因此一再暴起——最终，他们胜利了。在少壮派军人频繁的刺杀威胁下，自大正时代以来一直屈从于财阀资本的日本政府，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转变，从反抗军部的若槻、币原政党内阁，到旁观的斋藤、冈田海军内阁，再到屈从军部之意的广田、林内阁，最后彻底变成为虎作伥的近卫内阁。政府逐渐从国家方向的把控者，变成执行军部意志的驯服工具。至广田内阁之后，打不打已由不得政府决断，纯在基层军人之偶然意志了。
1932 年 1 月 ,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中）乘坐军用机到达锦州，在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一起策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中国方面亦然。国民党中央虽一意避战，但具体到地方势力则不然。尤其是受蒋记中央压迫甚深的川、滇、鲁、晋、粤、桂等地方势力，则极希望中日开战，企图藉日军之侵略以牵制和削弱蒋的中央势力，从而继续保持其地方割据之现状。
中日双方政略上的共同毛病，即在于中央政府之意志不能有效作用于下层，相反还经常为下层所胁迫和左右。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双方均出现了大量违背战略理性的动作，即是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
日本对华作战构想
战前，日本每年均针对主要假想敌制定次年作战方案，对华作战即在其列。按照参谋本部1936年制定的《昭和12年（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整个计划，共动用14个师团。但日本从政府到军部，其实都没有太拿这个计划当回事。
日本很清楚，对中国不能鲸吞，只能蚕食，如九一八事变这种局部冲突、局部解决的模式对自己最为有利。所以包括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壮派军人在内，日本军政人士普遍只把全面战争当成战略讹诈的手段，但并不认为中国真的敢于奋起全面抗战。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热河、冀察、平津等地的反复挑衅得逞，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绝不敢抵抗”的信心。
正是基于中国绝不敢抵抗，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还不至于就会爆发这种主观臆想，日本少壮派军人轻率地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且在事变爆发后仍然坚持认为只要日本军列开进山海关，或至多开到保定，中国就一定会彻底屈服。
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少壮军人们的想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最初将事件定义为“北支事变”，拟按局部冲突，也就是日本最希望的“九一八”模式进行处理（直到9月2日，才定性为“支那事变”）。
此际，日本大本营内部出现了两套作战方案的争议。7月10日，战争指导课建议动员15个师团、军需储备物资的一半、战费55亿日元，计划打半年，战域限制为黄河以北。但这个方案因为动员面太广、太花钱被否决。否决该案的理由相当简单——既然高层都把事件定义为“北支事变”了，为区区一个局部冲突搞这么大动静干吗？
1937年7月11日，日本就发动七七事变后召集各政要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图为赴会的海相米内光政（左）和陆相杉山元（右）
最后作战课的“低成本”方案被采纳。除就近的关东军出动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航空兵团，朝鲜军出动1个师团外，再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按短期解决准备，战费3亿日元。
裕仁天皇问陆相杉山元战事将要持续多长时间？杉山元即轻松地答曰“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此即“三月亡华论”之由来。但究杉山元之本意，“三个月”实仅指解决华北问题——日本高层虽然不聪明，但也还没蠢到真以为“三个月”就可以灭亡全中国的地步。
以当时形势而论，日本想要“三个月”解决华北问题还是颇有可能的。但无奈的是，基层的“马鹿”们根本不理会中枢苦心设计的政略，他们只会由着性子一再暴走，结果终于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的破灭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始而大打心理战，彼此都认定对方不敢冒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己方只要再强硬一下对方就会屈服。
因此双方一边小打，一边大谈，一边各自公开向平津方面增兵示威。日本方面，关东军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朝鲜军1个师团于7月20日开抵平津，而其国内动员师团亦相继经海路向平津航渡中。而中国方面，亦相继动员大批中央军嫡系部队及空军主力北上增援。
由于双方均不肯示弱退缩，谈判自然久拖无果。一心想要搞大事的日军基层“马鹿”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于7月28日对驻守北平南苑之宋哲元29军发起了总攻。怕打想和、二心不定的29军一触即溃，主力未作有力抵抗即向永定河以西溃退，平津乃相继沦陷。
8月5日，从西北方面自平绥路来援的中央军汤恩伯集团进抵平西要隘居庸关、南口一线。而从南面自平汉路来援之中央军刘峙集团，亦进抵保定以北，其先头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已进至马头镇、琉璃河一带展开防御。这两路来援的中央军对侵占北平的日军形成了钳击之势。
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这是气焰正炽的日军绝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沿平绥路从西北方向进据居庸关、南口要隘的汤恩伯集团，距北平近在咫尺，又处于日军南下战线的侧背方向，更成了日军必须首先拔除的眼中钉。故8月11日，日军即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向南口发起了进攻
8月14日，关东军组成以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兼任指挥官的察哈尔兵团，下辖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2、11、15旅团及大泉、堤两个支队共约2万人，自沽原出兵，发起察哈尔作战，进攻平绥路中段重镇张家口（欠第11旅团），抄袭正在南口、居庸关一线苦战的汤恩伯集团后路。
此时的汤恩伯集团，包括汤恩伯自任军长的第13军，高桂滋的第17军、李仙洲的第21师等部队。此外，平绥沿线上还有张家口的29军143师刘汝明部，绥东的晋绥35军傅作义部、骑1军赵承绶部等部队。以上各部共计步兵5个师又3个旅、骑兵2个师又1个旅，约八万余人。汤恩伯集团在南口方向进行了较为坚决地抵抗，苦战了12天，战至8月23日才因后路被日军切断而从居庸关撤退。
8月27日，日军占领怀来、延庆、张家口。29日，日军又占领宣化，平绥路东段乃全部陷入日军之手。夺取平绥路东段后，日军据守平津的势态业已稳固。但接下来，日本少壮军人就开始暴走了。
此时华北地方势力，除了首当其冲的平津宋哲元29军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以及半独立的晋绥傅作义。这三大势力中，山西阎锡山和山东韩复榘抗日态度极为消极，傅作义虽然抗日积极，但其实力较弱且又僻处绥远，也难起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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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0 2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