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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年，有三个上海男人最能引起国人的“上海牌”联想：老牌的余秋雨、年轻但并非新锐的韩寒，以及新锐但已人到中年的周立波。有趣的是，这三个男人，给上海制造了风味各异的笑声，玩味这三种笑声，我们可以获得观察上海的别致角度。
细究起来，余秋雨先生并非上海人，不仅他的生长地不在上海，他的立身行事，举止进退，无论你欣赏还是讨厌，也都谈不上海派，地道的上海人很难从他的作派里嗅出同乡气息。韩寒是上海的异数，他是一个只能从个体角度加以评价的青年，他对上海的批评虽有某种必然性，但他出生于上海则纯属偶然。把韩寒与上海联系在一起，无论韩寒还是上海官方，都有点尴尬。再有就是如日中天的周立波先生了，这是一位不仅以上海人自居、以上海话为荣、以上海滩为界，还得到上海人广泛认同的娱乐界明星。所以，真要从个体角度考察上海人，周立波不失为首选。
我只听过周立波“笑侃三十年大上海”那场戏，据说那是他最火爆的演出。我比周立波略多几枚马齿，且自幼生活在上海，所以，周立波嘴里的过往一切，我无一陌生。就那场表演来说，我高度理解外地朋友的诧异感。实际上，假如你既听不懂上海话，又对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缺乏体己了解，那么，你只能欣赏不足十分之一的周氏精彩。当你意识到自己已被周立波排除在目标观众之外了，却还要坚持买票入场，那无非就是图个热闹了。周立波的魅力固然是一个磁场，该磁场却兼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若试加破译，周立波的秘诀在于：用公共演出的方式，谈论私人聚会的内容，从而成功地把公共地带变成私人场所。他用此法漂亮地哄住了本地观众，当观众发现自己成了某个私人俱乐部的成员，一种类似部落忠诚的情感便最大程度地得到了诱发。若将周立波的演出缩微化，我们会发现“弄堂文化”乃至“亭子间文化”的里子。
周立波的演出，对观众是一种邀请：他的大量包袱笑料，对观众有一种依赖性——换言之，那未必是一种绝对的笑料。后者如我们看卓别林的电影，或在书中读到前贤往圣的俏皮话，哪怕我们肤色、种族、身份各异，也照样受到感染，因为作者展示了一种纯粹的幽默质地。反观周立波的著名包袱，如“打桩模子”（沪语，意即“站在街头的人”），观众若在经验上缺乏预热，会顿觉索然无味；他关于“大蒜”和“咖啡”的著名比较（周立波不乐意别人拿自己与小沈阳作比，戏谑曰： “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能一样呢？”），其娱乐因素只有结合了地域间的敌意，才会产生。可见，周立波的演出不仅依赖于地域，还尤其倚重地域情感。他“弄松”（意即“捉弄”）东北人的著名说法“奈伊做脱”（意即“把他干掉”），出彩的前提在于下面坐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多年来在以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北方“二人转”说唱艺术里受够了窝囊气，他们怀有强烈的迎头痛击欲望。于是，当周立波替他们出了一口鸟气，观众就回报以如潮掌声。听上去，这是一笔情感交易，周立波受到上海人的委托，对东北赵本山、京城郭德纲等人予以痛击，上海人出于感谢，把周立波的演出门票一再炒高。最近，“奈伊做脱”已成为上海球迷的招牌语，一种巫气十足的咒语，在上海大鲨鱼篮球队主场对垒其他球队时，球迷们会齐声高叫这四个字。
就周立波来说，他通过“怀旧”这块触媒，点燃了上海人激情的突破口，不失为一种成功，我愿意为他喝彩。但就上海人来说，他们的怀旧感表现得如此浓烈，则又不无可议。我不得不说，上海人的情感趋向是回溯型的，畏惧瞻前而迷恋顾后，从城市的精神状态来说，多少有点萎靡。我们知道，与“闲坐说玄宗”相映衬的，只是一群“白头宫女”。
在上海因为周立波的出现而貌似不断得分之时，韩寒则通过自己的博客，迫使上海不断失分。周立波使上海人进一步获得耻笑他人的理由，韩寒则反其道而行之，让上海成为民众的笑料。被周立波逗乐的，多半是上海本地人；被韩寒笑醒的，则缺乏地域特征，上海人貌似还居于少数。周立波以娱乐市民为首务，韩寒的讽刺对象，则集中在上海的官府身上；周立波的娱乐性，与他一再声称的文化素养无甚干系（热衷于如此声称，不过透露出周立波缺乏文化自信而已）；韩寒虽声称很少读书，也懒得以知识分子为标榜，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公民批评的知识分子本质。两人制造的笑声，能量上也许非常接近，性质上却截然相反——其实，我们若真按上海人“世界级大都市”的自我期许来衡量，说韩寒在更大程度地给上海加分，也未尝不可，前提是上海的行政大员承认并善待韩寒的批评。因为，在谄媚和歌颂里不可能诞生真正的世界级大都市，一座城市的伟大，与它面临的批评成正比。我们不能想象纽约、巴黎、伦敦不存在自身文化的批判者，尖锐的批评乃是城市内在的清道夫和精神上的啄木鸟；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一座充满肉麻颂赞、其主要领导人每天在新闻的头版位置向市民发布重要讲话的城市，一定具有深重的压抑感，并在精神气息上无限趋近“危邦”氛围。
相形之下，余秋雨之于上海，越来越具有悲喜剧的特征，尤其在他哗动天下的“含泪门”和“诈捐门”之后。余氏的招牌笑料，一般都出自一种独特的庄重嘴脸，无论他意欲表述的内容如何让人错愕（比如对“大师”的怪味理解），他的神态语气永远是一派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的大宗师模样。正是表情与内容的严重错位，制造出奇妙的喜剧感。鉴于余秋雨与上海官方的形象有某种捆绑关系，他的“大师工作室”得自官方授意，并非民间自发的认同。这样，当余秋雨春风得意之时，上海的形象会随之攀升，仿佛增添了几分人文气；一旦他频频上演让人哗然的情景闹剧，上海的形象指数只能随之下跌，世人的负面评价，也难免转嫁到上海人头上。这正是捆绑机制的厉害之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具有蛮不讲理的挂靠性。
最远离“爷们气”的一群男人？
当然，借取三个男人的视角，只是一种娱乐式观察法，上海作为一座特大城市，其城市特征肯定不会被三个男人轻易代表。据最新统计，上海的常住人口已达1900万，一个如此规模的城市，让任何人来代表，都会显得粗枝大叶。
说到上海男人，大致上我认为他们是中国最远离“爷们气”的一群男人。说到爷们气，我又认为那是一种表面上最疑似、骨子里最远离男子汉美德的玩意。所以，距爷们气最远，我视为优秀的特征。另一方面，上海男人在脱尽爷们气之余，又未能成功地把自己转型为充满进取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现代男性，甚至没有表现出正向这个目标赶路的样子，这导致上海男人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还处于未完成之中。他们尚未找到“爷们气”的替代物，故而容易在视觉上遭人诟病。
其实，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去听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大上海”，本身也说明了今日上海的动荡性及当年上海的停滞性。他们希望在剧院里勾留住一段过去的时光，或许折射出他们对今日上海的焦虑、惶惑及不适。以不久前让上海滩声名扫地的“倒钩”（即“钓鱼”执法）为例，“倒钩”原是上海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切口，指那些不上台面之人所做的不上台面之事。干这种事的人，用上海话说，若非“弄堂口立立的朋友”（指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就是“山上下来的”（意即蹲过监狱的人）。但堂堂政府执法部门公然如此设局，足以让老资格的上海人大摇其头，大叹其气。在我眼里，这种行为很不上海；我们很难相信，真正的上海人会如此下作。上海人对于做事，另有一套评价系统，他们通常不会从合法或正义的角度进行考量，但会格外强调做事的规矩及活儿的干净。上海俗语里对于做事规矩及手法漂亮，有大量词汇；对于做事的糊涂和下作，也有同样多的蔑称。比如，上海人推崇“拎得清”的作风，对其反面“拎不清”，则充满鄙夷。词语会支撑观念，因此，很多上海人面对“倒钩”事件的第一感觉就是：那不是上海人干的——除非，“山上下来的”已纷纷当上了公务员，其中一些人还戴了顶大沿帽，身上多了道袖箍。
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及过度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对上海的城市格局和市民心态，进行了一次沧海桑田般的调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新上海人”的涌入，也给上海的市民结构进行了一次换血般的大洗牌。回头想想，曾经受够了上海人歧视的苏北方言，已在这座城市消失很久，我们耳边也不闻宁波阿奶的细软声音久矣。真正的上海，理应是充满变动的，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本身就是变动的产物。当年的上海滩，在民国政府的有效管理下，一度欣欣向荣，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亮点。至于周立波嘴里的上海，倒是被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强行凝固的格局，若非人们天性喜欢怀旧，那个上海原本不值得多加怀恋。今日上海正处于急剧变动中，以房地产为例，大量本地人及所谓的“新上海人”乃是房地产热的受益者，他们不仅迅速改善了居住条件，还至少在名义上，使自己的家庭资产急剧增值。未能在房价非理性攀升前及时买房的原住民，以及大量本地和新近来沪工作的年轻人，则成了相对最不幸的群体。城市改造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似乎导致了城市心理板块的分崩和漂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一个表达希望的句子。说到希望，众所周知，它既可以是信念之本，也可以是忽悠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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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5 05:2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