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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其
前天早上九点，在法国学电影导演的美女朵朵给我发来短信，说她举着红旗参加了巴黎火炬传递活动，但被一个藏独分子撞伤了手臂。朵朵的短信大意是：她是那么爱法国，但这次法国让她伤透了心（好像她在法国被恋人伤害都没这么给我表示过）。但是她最后在短信中依然说“中国必胜！”
我下午给朵朵回了短信，大意是：朵朵别伤心，国人这次为你们留学生感到骄傲，尤其是我通过这次事件改变了对70后、80后的看法。海外留学生在视频上已经有发达社会的富足、可爱和健康的气息，而在巴黎街头的闹事法国人则显得一幅“穷凶极恶”相。虽然留学生人少吃亏，但给世界和国人的形象很好，实际上这预示了一种中国新气象。
朵朵是78年生的，原来在四川卫视当主持人。2000年在我策划的上河美术馆的《转世时代》展览时，认识了一个旅居巴黎的中国艺术家。那个比她大二十岁的艺术家的疯狂追求使她不顾家庭反对，毅然跟人私奔到巴黎，那是她的初恋。后来那艺术家跟她分了，她就留在巴黎学电影导演。朵朵有时候半夜会打电话给我，说她最近的情况，有时候是从侧面打听那个让她伤心的初恋情人的近况，那个人最近又跟哪个国内女人好了；有时候是跟我讲她的最新恋情，那个人艺术上很伟大但是不能跟她结婚；有时候则是讲她刚参加了一个酒会，说遇上一个美丽的俄罗斯舞蹈演员，以后可以介绍我认识，当然这是酒话。从朵朵的电话中有时可以听出来，她一个人在巴黎有时很孤独，有时候回国经过北京，我请她在后海喝酒，她会在酒吧的音乐中显得忧愁，甚至有些颓废的气息。但大部分时间，每次见到她，她还是一股四川女孩的热情可爱的劲儿。
去年五月，我和女友去巴黎，她给我们找了巴黎的旅馆，并在晚上请我们喝酒。我们从卡塞尔到巴黎的当天，巴黎正好举办航空展，大小宾馆订购一空，朵朵给我们找了一家四十欧元一晚的旅馆，在六楼。这是在火车站旁的黑人区，尽管不舒服，但能找到住房已经不错了。就是这么破的旅馆也只能住一晚，因为也是原来人家订了没来，明天又订出去了。
但是随后的事情就太匪夷所思了，这家旅馆没有电梯，还得像爬小阁楼似的从狭窄的楼梯将沉重的箱子一级级抗上去。到了房间里更吓了一跳，抽水马桶和床在一个房间里，也没有专门的厕所和浴室，还得下到四楼洗澡。我觉得这就像电影《巴顿·芬克》的小旅馆，女友不敢一个人下去洗澡，我就护着她一起下去，下楼时楼板还吱吱作响。不过这种诡异叵测的场面倒是让我们觉得来劲，好像是一场异域冒险。我们在四楼惨白的浴室白灯下，反而觉得很新奇。
洗毕上楼后，已是午夜。我只能用所有能找到毛毯、床罩之类将这个抽水马桶盖住。我们也不准备用，推开立地窗门，是那种以前在电影中看到的法式阳台，我和女友在阳台上看看天空的星星和远处的灯光，心情好了不少。对面是一个公寓楼，有一些房间还亮着灯，一些百叶木窗还敞开着。突然，我发现对面四楼的房间有一个黑人妇女居然裸体站着，但是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她有一对巨乳足有半个足球那么大。我赶紧转身回屋，我们早早熄灯睡觉。希望用睡眠来尽快结束这离奇的一晚。第二天无论房价多贵，我们也要逃离这鬼地方。但奇怪的是，后来我时时想起的欧洲经历还就是这家旅馆的经历，所谓“让你难受的东西才让你记忆深刻”。
第二天，我们一边游玩，逢宾馆就问，最后终于在香榭丽大街找到一家200欧元一晚的宾馆。这相当于二千元人民币一晚的房间也就跟我以前艺术研究院的宿舍一样大。我跟女友说，如果我们在中国，花二千元人民币是什么样的宾馆生活，那可以叫两个按摩小姐从头到脚按摩一个晚上了。欧洲人凭什么跟我们一比十的汇价，他们现在工业也不行，基本上变成苏州那样的旅游城市了。一比十，我想主要在于整体环境，欧洲人主要是在消费十八、十九世纪帝国时代留下的遗产，比如完善的民主体制、完美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人民的教养和遗产保护、自由开放等。
说实话，第一次到巴黎，巴黎没有我想象的好，我更喜欢罗马和维也纳。罗马有那种不失情调的阳刚之气，维也纳则有一种忧郁的帝国古都的气质。巴黎人显得比较轻浮，骨子里还自以为是。比如我在蓬皮杜中心的咖啡厅问有没有卡普奇诺，那法国店员说我们不卖美国咖啡。这次巴黎发生的支持“藏独”的事件，我觉得法国人有点无耻。美国人将他们从纳粹手下解放出来，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中以一付真理在握的姿态让美国难堪；科萨奇前不久还从中国拿走数亿美元的订单，一转身就支持“藏独”。
法国人实际上就像北京文化圈的“文青”。“文青”就是自封小知识分子有文艺情调的青年，这种人有时候很无情，跟你做了十年朋友，你就是曾经在他落难时帮过他，借过钱给他，甚至至今未还，他也会因为一个真理问题的辩论和分歧，跟你势不两立和决裂。因此“文青”在精神上可以欣赏他，但他在政治和恋爱上是绝不靠谱的。他今天可以跟你一起恋爱和革命，明天会突然认为你的行为违背了真理或准则，而跟你决裂分手。这就是毛泽东一直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文化症。而美国人正相反，尽管你精神上未必欣赏他，觉得他霸气和俗，但他在江湖义气上是绝对靠谱的。所以，法国人是精神上可以欣赏的，但绝对不可以做朋友的；美国人精神上可以不欣赏，但绝对是可以成为江湖铁兄弟的。这一点毛泽东把握得很好。他在共和国建立后，舆论上一直猛批美帝国主义，同戴高乐引为知己。但70十年代中美建交同尼克松见面时，却露出心里话，他其实骨子里还是欣赏美国人。
2007年我亲身在欧洲经历过一次小小的“藏独”事件。我和唐人的郑林一行五月份从威尼斯双年展离开去看卡塞尔文献展，先到了卡塞尔附近的一个叫卡尔斯鲁的小城市。韩国策展人李园一在那里的一个美术馆策划了一个亚洲艺术展，中国艺术家占了三分之一。有杨千、崔岫闻、陈文令等参加。展览还是不错的，有不少好的艺术作品。
开幕当天，我发现展览的海报墙上和画册上。把台湾、香港和西藏的艺术家名单都单列一个板块，与中国并列。当时我就跟艺术家说，把台湾、香港单列还情有可原，把西藏单列就说不过去了，而且西藏也就只有一个艺术家，中国的参展艺术家应该将这个事情跟策展人或者馆方说一下。但有些艺术家说昨天已经跟李园一说过了，但李园一没什么反应，大家也就不愿意再跟李园一争执了。
过了几个小时，美术馆的大厅人越来越多，几乎去卡塞尔看展览的中国人全到了，还有不少国际艺术界的人。我就对上海美术馆的张晴说，这个事情你应该有责任说，因为你是代表中国美术界的唯一官方身份的人士，今天这儿还有些中国媒体记者，如果我们不提出要求馆方纠正的话，恐怕以后传回国内影响不好。这时甚至有一些艺术家已经情绪激动地在挑动，准备找一罐颜料将展厅的海报墙喷上颜料，这无异于是一场“行为艺术”。后来张晴和我决定先礼后兵，我们先出面去找卡尔斯鲁的美术馆长，跟他讲清楚西藏单列是不对的，如果报纸记者传回国内恐怕会有外交麻烦。馆长还算配合，答应马上派人去将展厅的海报墙和画册上的西藏字样旁贴上括号“中国”。
官方的确在三十本要赠送嘉宾的画册上，在西藏字样旁边贴上括号“中国”，但展墙上还是没贴。不过据懂德文的人说，馆长在开幕式上发言三次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样做也算不错的态度了。在我和张晴向馆长提抗议后，李园一的态度显得很不安，不时神色不安地主动跟我们握手示好，送画册给我们。我觉得李园一倒不一定是故意不改，可能是不敢跟馆长说，毕竟他还是初次在欧洲做这么重要的展览。
开幕式以后，我们坐在卡尔斯鲁美术馆的咖啡厅里，开始讨论为什么美术馆要将西藏单独列出来。其实合理的解释是：欧洲人认为只要是一个种族、语言和文化的独立体，在理论上他是有权独立的。至于你在法律上、军事上和政治上不让他独立，那是另一回事。这就像英国的北爱尔兰一样，从欧洲文化理念说，北爱尔兰是可以独立的，至于北爱尔兰有没有能力独立出来，那取决于英国的实力和欧洲各国的支持。
我觉得这是欧洲人关于西藏独立观的一个合理解释，否则为什么欧洲不叫上海人、江苏人独立呢。欧洲的媒体常年累月将西藏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化体来宣传，并且将西藏描绘得很美丽，像卡尔斯鲁美术馆将西藏单列出来与中国并列，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出于支持藏独在政治和法律上独立，而是认为西藏具有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像卡尔斯鲁美术馆这种有中国艺术家参加的展览平时也没有什么中国大使馆会关注，但是这恰恰是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中国政府实际上今后会越来越多的碰到这种问题，即由民间和个人自己参与的国际艺术展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形象和“软实力”是由这些展览和艺术活动体现的，而不一定是由政府活动体现的。
20世纪后半期冷战以来，欧洲和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对中国政府推介到国际上的艺术活动持有偏见，只要是中国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西方主流艺术界都不可能看得上，因为他们已经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明确的判断标准和脉络。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一定按照西方的标准来，但是我们在近半个世纪也确实没有在艺术上有过什么创造。即使主流的现代官方艺术，也主要是学前苏联和古典欧洲的艺术语言。
中国政府的文化官员及其组织的国际艺术活动的水准确实比较老套，充满意识形态的痕迹。从文化冷战的角度说，中国政府还处在很低级的水平上。我觉得经济的进步是可以在政府组织和宏观调控下进行的，但文化和现代艺术是不太可能由政府来组织进步的。艺术本来就是一个民间和个人的精神活力，一旦官方化和组织化都是有问题的。
像前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为什么在文化冷战的事情搞不过欧美民主国家，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国家不搞阴谋，而是民主国家具有可利用的鲜活的多元文化资源，民主国家有精英文化、商业文化、低俗文化、江湖文化和草根文化等多元形态，但这些多元文化基本上都出于一种真诚的表达，哪怕出于一种邪恶的动机也是真诚的。所以，民主国家的文化冷战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比较容易欺骗人。民主国家也有文化洗脑和操控民众，但做得比较高明。就像这次欧洲爆发的“歇斯底里”症似的同情藏独，是西方长期文化创作和新闻报道的耳濡目染的洗脑的结果，但这些洗脑似的关于西藏的电影、小说、游记，包括达赖与欧洲学者的思想对话，确实都是充满艺术味道和睿智的，如果没有这些文化智慧、艺术和真诚层次的内容，光凭西方政府的说教式的宣传，能让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民众盲目相信西藏独立吗？我想这种教条式的宣传现在连中国人也骗不了了，但是却还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部门大量生产。
所以，在坚决抵抗欧洲的歇斯底里“挺藏”活动，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以后，我们确实也要反省一下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政策，是否已经到了非常教条、僵化甚至反文化规律的地步。在中国奥运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有些中国人跟外国一起抵制奥运是很无耻的，因为这就像法国人一样，你不能一边享受中国的好处，一边站在真理的高度指责中国。况且作为中国人更不应该这样，“家里人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也要关门自己解决，并且一致对外”，就是中国文化的政治本质。
2008年4月15日凌晨写于望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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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5 23:2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