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
华东师大由原大夏、光华和圣约翰大学合并而成,其校园旧址最早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一个名叫“丽娃栗妲”的村落。二十世纪初,这里原是上海远郊的一处荒僻之地,吴淞江改道后留下一段废河,早期的西班牙侨民缘河而居。另一个传说因其戏剧性而流传更广:一位名叫“丽娃”的白俄女子因失恋而自沉河中,“丽娃河”由此得名。它使这条河平添了些许胭脂气,为人所津津乐道。不管怎么说,到了1930年代,这片郊野之地已成为沪上游人踏青远足的绝佳处所。茅盾先生的小说对此曾有记述,我也曾从旧报刊上见过几帧小照:身穿旗袍的摩登女郎浓妆艳抹,泛舟河上,明眸皓齿,顾盼流波,其笑容在岁月的流转中与相片一并漫漶而灰暗。
不过,到了我来师大读书的一九八一年,这个园子固然早已不复旧观,只是流韵所及,仿佛亦能从花树亭阁之间嗅到往昔的一点颓败和妩媚。那时的校园空旷寂寥,远没有后来那般喧嚣。我记得出了学校的后门,就是郊农的菜地和花圃了,长风公园的“银锄湖”与学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校园的西南角还有一处空军的雷达站,虽近在咫尺,却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丽娃河畔树木深秀,道路由红碎石镶铺而成,高低不平,曲径通幽。后来,学校为了使那些谈恋爱的野鸳鸯无所遁迹,在河边安装了亮晃晃的路灯,碎石路也改为水泥通衢,颇有焚琴之憾。
南方的春天特别长。几乎是寒假刚过,迎春花、金钟、梅花和樱花即于绵绵春雨中次第开放。当一簇簇迎春花披挂下细长柔软的枝条,沿着长长的丽娃河岸迎风怒放之时,满河的碎金的确令人沉醉。不过,要说起校园的花事胜景,我以为最让人难忘的莫过海棠。海棠妙品凡四,校园竟然有其三。荷花池边丛植的贴梗海棠花开如紫袍,朱红色的花朵如火欲燃,且直接开在铁灰色的枝条上,此花亦有“铁脚”之称;垂丝海棠有“解语花”之名,在校园里更是随处可见。花蕊红中透着粉白,丝丝缕缕,摇曳多姿。而图书馆前的那几株高大的西府海棠则最有风致,色若胭脂,雍容绰约,丝垂金缕,葩吐丹纱……
常听人说,校园草木葱郁,风光宜人,足以供人游目骋怀,消愁破闷,但妩媚有之,峻朗不足,对于艰苦卓绝的“治学”一途不太相宜。
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他们的理由是,有学问的老先生平常根本见不着,而负责开课的多为工农兵学员,那些课程听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绝伦,且有辱师辈,但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当时校园中“六十分万岁”的口号甚嚣尘上。这一口号中还暗含着一种特别的荣辱观:考试成绩太好的同学,往往被人看不起。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
在我的印象中,开头几年倒也消停,虽说表面上游手好闲、晨昏颠倒,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是作为所谓“名士风度”的一种装饰而已,其实暗中也知道惜时用功。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各种名色的娱乐风行,校园内游人如织,草坪上东一堆、西一堆坐满了嬉笑玩闹的情侣,一到周末,全校的十几个跳舞厅同时开放,叮咚叮咚的乐声昼夜不息,人的心总浮着、悬着、躁动着,自然又是另一番气象了。
诗人宋琳曾将师大校园比作麦尔维尔笔下的大海:一旦鲸群出现,自然惊涛骇浪,不免忙碌一番,等到风平浪静时候,正宜哲人参禅悟道。师大的校园生活恰恰就是这样的节奏:我们读起书来,亦能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甚至通宵达旦;而一旦懒散起来,要么是终日高卧酣睡,要么是没魂地在校园内东游西荡,不知今夕何夕。
读书
既然我们都养成了逃课的恶习,并视为理所当然,有时闲极无聊,免不了在校园里四处闲逛。我和几个喜欢植物的同学一起,竟然以一个月之力,将园子里所有奇花异草逐一登记在册。我们的辅导员是过来人,眼看着我们游手好闲虚掷了大好光阴,虽然忧心如焚却苦无良策,他到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让学生重新回到课堂,只是嘱咐我们假如玩累了,不妨读些课外书籍而已。正好系里给我们印发了课外阅读书单,我记得在一百多本的书目中竟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至于什么濂、洛、关、闽之书,更是不入编者的法眼。好在鲁迅先生“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要读”、吴稚辉“把线装书全都扔到茅厕坑里”之类的告诫我们早已铭记在心,自然不觉有任何不当。
有了这个书单我们倒是没日没夜地读过一阵子。等到心里有了一些底气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人论道去了。那个年代的读书和言谈的风气,似乎人人羞于谈论常识,我们去跟人家讨论《浮士德》、《伊利亚特》和《神曲》,对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而为别人所津津乐道的拉格洛芙和太宰治,我们则是闻所未闻,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一位著名作家来学校开讲座,题目是列夫·托尔斯泰,可这人讲了三小时,对我们烂熟于心的三大名著竟然只字未提,而他所提到的《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克莱采奏鸣曲》我们的书单上根本没有。最后,一位同学提问时请他谈谈对《复活》的看法,这位作家略一皱眉,便替托翁惋惜道:“写得不好。基本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后来经过高人指点,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不是追求所谓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如何让人大吃一惊,亦即庄子所谓的“饰智以惊愚”而已。当那些高深、艰涩、冷僻的名词在你舌尖上滚动的时候,仿佛一枚枚投向敌营的炸弹,那磅礴的气势足以让你的对手胆寒,晕头转向难以招架;而当你与对手短兵相接时,需要的则是独门暗器,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让对手在转瞬之间成为白痴。
我们班有一个来自湖北的瘦高个,言必称《瘦子麦麦德》,显得高深莫测。通常他一提起这本书,我们就只能缴械投降了,因为全班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直到大学三年级,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竟然一下发现了三本,可见这并不是什么冷门书。还有一个著名的校园诗人,是学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常来中文系找人过招,张口闭口不离他的两本葵花宝典:要么是《老子仍是王》,要么是《佩德罗·巴拉莫》。这人常爱戴着一副墨镜,无论到哪儿,身后似乎总跟着一大群崇拜者,害得我母亲一见到他,就断言此人是个流氓。说来惭愧,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老子仍是王》是一本怎样的著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则毫无疑问是伟大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