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性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德性
——悼念老师王元化先生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陆晓光
王元化先生去世了。
去世前一个月病床上，先生与人聊天：“如果说我的一生有什么一贯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反思。”去年先生在病床上校订过《我的三次反思》。
先生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抗战时期四十年代，新中国的五十年代，以及上世纪末九十年代以来；先后是二十岁青年，三四十岁壮年，七八十岁老年。最近几天我遵引导，试图追寻他的踪迹。
第一次发生在抗战时期一九四○年前后，那时他入党不久，受到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一九三九年发表《鲁迅与尼采》，产生较大影响。但那时他说并没有读过多少尼采著作，许多看法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书。当时他的挚友满涛（著名俄罗斯文艺思想译介者，他的姐姐张可后来成为我的师母）发表文章，批评他在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观点上有机械论毛病，为此两人争论十分激烈，最终先生明白了确实是自己思想有偏颇。此后先生开始追求新的文风，三四年后终于取得一些进展，发表小说《舅爷爷》并受到朋友称赞：“真的脱胎换骨了。”那时先生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这两位挚友在文艺思想上主张应该回到马恩原初理论上去。
在先生这次反思历程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有才气和书生气的英俊少年，他做事认真，追求执着，看重友情，既不轻易改变自己，又能虚己服善。我读过先生那篇被他朋友赞为“脱胎换骨”的小说《舅爷爷》。其中的主人公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对妻子漫骂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一个人整夜守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一起去看戏。“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形象很难以善恶分明的模式归类，然而却可亲可爱。创作这篇小说不仅需要摆脱“机械论”文艺观，更需要对真诚爱心的感受力与渴望。先生当年如果没有这种童心爱心，就不会感受并关注表现这个窝囊小人物的可爱一面。
先生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起因是当时公布的“胡风反革命材料”涉及他们之间有通信往来，于是沦为审查对象。据作家李子云文章的回忆，当时大人物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王元化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结果他被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帽子。我现在读到这段记载，依然会产生一种“血脉贲张”（先生用语）的感觉。由此也理解了先生那时为什么说：“ 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
但是先生并没有被“轰毁”击倒不起，而是竭力尝试着站起来，沉下心，以读书思考的方式追问为什么。先生在隔离期间所读的居然全部是“马克思 ”系列的书，依次读的有：《毛选》、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理论、马恩所有的哲学著作。之后先生集中攻读研究三位大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关于前两种，先生说过，他当时写了“数十本笔记”。
先生读书是为了反思曾经被他“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而他通过读马克思系列的书而解答了自己的疑问，收获诸多，其中之一是：
认识到在反胡风斗争中，对“人格力量”、“人的尊严”、“艺术良心”等等进行批判是一种极左思潮，与马恩观点并不相侔，甚至与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也有不同。
先生最重要的是跨越整个九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反思，影响广泛，学界因有“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之说。前两次反思的对象都不涉及通常认为的马克思学说基本原理。第三次反思则突破了这个禁区。比如关于唯物论的客观规律问题。过去一直认为规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理论工作就在于探寻规律也是不容置疑。而这次反思中他写道：“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那就成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是微乎其微的。不错，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更新积累的情况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规律。但是宇宙万物是不是都具有规律性，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先生质疑“规律”缘起于他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反省审视，因为该书初衷与目标是探究文艺创作的“规律”。该书的酝酿始于四十年代先生在北平铁道学院任教时期，写作是在六十年代，出版则是七十年代。可见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工夫。并且，该书的学术成就早已为学界公认，影响广及海内外，日本学者甚至以“划时代”评论该书在相关领域中的标志性意义。那么，对这部花费如此大心血的，已经获得如此殊荣的著作，为什么还要自我审视，并且质疑的恰恰是作为该书核心理念的“规律”？这至少说明先生对于学术与思想抱有一种赤子般真诚，实事求是，不图虚名，乃至不惮自我揭短。在后来修订改版的《文心雕龙讲疏》中，他特意向读者说明原书“在论述规律方面的某些偏差”，有“机械论”的痕迹。
先生反思“规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强烈的人文关怀。因为“规律”需要人的理性来认识，肯定“规律”意味着肯定人的理性能力。因此，与反思“ 规律”相呼应的是对“理性”的反思。先生过去一直认为，“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扫除一切迷狂，无坚不摧的”，这种崇拜“理性”的观念，曾经把五十年代隔离时期的先生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先生一次次地从黑格尔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话里获取力量，“每次都会感到心情激荡”。 “理性”可能曾经是先生最心爱的观念。然而，当意识到这种看法也有重大缺陷甚至危险时，先生对它忍痛割爱了：
因为，这种对理想的信念有可能导致以为人的认识可以达到“终极真理”。而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
可见，先生反思“理性”不是出于纯粹学术思辨，而隐含着对人的命运的忧患与警惕。忧患的是，“理性”可能导致把人视为“异端”、“敌人”；警惕的是，防止曾经有过的“消灭”与“改造”。
先生说，“第三次反思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在痛定之痛之后要探寻”。这次“痛定思痛”后反思的焦点是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指一种社会性急燥情绪，它容易导致趋向极端的偏颇。先生认为，“五四”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事件，都带有这种激进偏颇。由于这次反思所涉领域和问题重大，因此有争议是极其自然，没有争议才是奇怪。我现在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反思是由先生提出？这样提问和追问时，我想到先生的性格。晓明《王元化画传》中有“楚蛮”专节。其中介绍，东汉杨雄以“风飚以悍，气锐以刚”来说明楚人性格。先生父系楚人，父亲维周先生为人正直，淡泊名利，但也遗传了楚人的暴烈脾气。先生小时淘气，有一次在客厅里，维周先生生了儿子气，当着客人的面把一个盘子摔过来。这类事对于成年人尚且可怕，给童幼年留下的负面印象想必深刻。先生本人也为自己类似性格苦恼：“我有楚蛮血液，这是不好甚至可怕的，但是我很难克服。”如果说楚蛮性格是容易急燥激进，那么先生反思激进主义，与他对楚蛮血液的看法不无关系。先生对师母张可性格的评价可以印证。因为一个具有“楚蛮”性格的人，在特殊年代尤其需要与“楚蛮”相反而能够容忍的性格。而先生深情写道：
“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用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虚、宽厚”；“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忍受了”；“他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
一个如此需要温良性格者的人，一个如此感谢和推崇温良性格者的人，一个因为有善于忍受的性格的亲人而长期避免了种种刺激的人，对自身“楚蛮” 性格的弱点肯定是尤其清醒并警惕的，对他人的类似“楚蛮”性格也肯定抱有忧虑和告戒愿望，因而很容易联系与发现激进主义与“楚蛮”性格的相通处，因而也很难对激进主义无条件认同而不予质疑。先生写道：
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漫骂就可以把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蛮横。……今之学人多喜酷评，以詈骂为高，这是令人叹息的。
在这段简短文字中，我读出的不仅是激进主义，也包含“楚蛮”弱点。先生批评激进主义，包含着对自己血缘所属的“楚蛮”性格的批评，先生使用“ 令人叹息”一词，其中是否爱恨交加？反思激进主义之所以首先由先生提出，原因之一是否也在于先生对楚蛮血液“不好甚至可怕”的深切和长期的体验？
由此想到鲁迅在“五四”时期批判的阿Q精神胜利法，它与先生批评的“楚蛮”式激进主义恰好形成对照。前者麻木不争，后者急燥易怒；前者软弱退缩，后者飚悍锐刚。阿Q形象由并非“楚蛮”出身的鲁迅塑造，看来并非偶然。鲁迅通过阿Q来揭示鞭挞“国民性”的软弱退缩，麻木不争的一面，这固然是深刻，在当时背景下也有大的社会意义。但是阿Q 精神是否完全同样适合于概括“楚蛮”，这不是没有讨论余地的。鲁迅揭示的阿Q 式“国民性”在当代中国是否具有与当时中国完全同样份量的现实性和普遍性，这更是值得认真思考。也许阿Q精神与楚蛮性格都是国民性的组成因素，只不过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其强弱多寡的组合有所变化，有所不同。中医理论是阴盛补之以阳，阳盛泻之以阴。由此，先生基于楚蛮性格之体验的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在当代或可谓是有针对性、有历史深度、有文化认同的发现。
先生《我的三次反思》说，“我读的书并不多”，所写下的“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思考。”先生所读之书是否“不多”，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建议有兴趣者不妨从他《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以窥一斑。我从先生这句“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思考” 话中，感受到的不仅是真率谦虚，也不仅是对“思想”的虔诚敬畏，更是反思“理性”观念之后才有的怀疑意识与清明理性。先生怀疑的是那种企图囊括真理的独断论，先生提示和期望读者也不要把他的反思成果作为“独断论”接受。先生教示学子：思想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追求思想的真诚。也许先生还向学子提问：真诚而有“缺陷”的思想，与“完美”而不真诚的思想，两者之间孰轻孰重。
先生生前学界对他的一个著名评价是“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我一直深以为然。但是这几天，我突然感到这个概括并不惬意。先生的思想是基于德性，先生的德性是经历反思。因此我更倾向于用“有德性的思想，有思想的德性”来表达最近几天对老师的新认识。
先生离开我们了。
老师，那天深夜我在您病床下看到一双布质拖鞋，这双鞋是我为你去买，这双鞋你已经穿过，我想把它带回家。
写于先生追悼会之前 |
发表于 2008-11-16 18: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