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古代世界中，那时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一样崇拜书。他们总是喜欢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认为书面的语言虽然持久，却是僵死的东西，而口头语言则像长了翅膀一样，十分轻盈，所以古希腊世界中出现了那么多口授的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他们都是故意不留下书面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不愿被任何的书写的词语束缚住。他们生前有意不写下任何东西，是想在逝世后，他们的思想还能继续留在弟子们的脑海中，不是为了以此达到控制弟子们的目的，而是相反，正好强调了他们完全自由地发挥导师指出的思想。然而我们有些奇怪，毕竟现在的我们还是从书中得到这些古代口授大师的思想，这又怎么能说通呢？博尔赫斯说，这些大师的书被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他们，而是为了让人们解释他们，这些书激励读者去继续思考，让大师的思想更加的丰满。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让我想到的是甘阳。
当然，我并不是说甘阳已经是大师，事实上，在现代去魅的世界里，神殿上大师的光坏已经消失殆尽，现代的世界中已经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古代的大师了，我们缺乏的是一颗敬畏大师的心灵。然而在汉语学界中，与众多学者争先恐后的出版学术著作不同，甘阳还是显得颇为异类，似乎一直保持着一种“述而不作” 的古典传统，我当然不认为这种“述而不作”是一种大师自为的高傲行径，但是我更多倾向于认为甘阳的此举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中日益隐遁的大师的背影致敬。事实上，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发起人和主编，甘阳为引介西学，活跃和沟通中西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慧眼独具，在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活跃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坚力量，这种个人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学人接踵而至。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甘阳的部分，说他“对书对学术思想有着一流的直觉，是天生的策划家、组织家、鼓动家”，此言果然不虚，但是读过现在的这本薄薄的《通三统》后，你还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个一流的演说家和学者。
《通三统》是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中的一本。所谓“新论”一词就很值得玩味再三，一层意思是继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译介西学的传统，“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另外一层意思则是要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事实上，这种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的观点已经不是甘阳第一次提到了，在他与刘小枫主编的另一套“西学源流”丛书的序言中，题目就明确定为《重新阅读西方》，文章中，他们的表述很直白，“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而重新阅读西方，“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这种重新阅读西方的论调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汉语学界的许多争论，赞誉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哗众取宠亦步亦趋者有之，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甘阳和刘小枫文中提到的许多“病态”地阅读西方的人大有人在。以我一个无名小辈为例，早年涉猎西学，一直把鲁迅先生的“多读点国外的书，少读中国书”作为阅读西学的动力。事实上，无论西学还是中国文化都是层次递进，多元交叉，是一种混合式的文明，取其一点就想当然以为是西学的全部，此乃大谬之论也。我不敢说甘阳提到的重新认识西方就能够解决中国所以的问题意识，但是至少在传统的认识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更加全面的认识和阅读西学。
从这个意义上，甘阳提出的“通三统”论颇为值得我们深思。甘阳认为，我们目前的中国存在三种传统：毛泽东时代的传统追求平等和正义；邓小平时代的传统追求自由和市场；而儒家文化的传统或者说孔夫子的传统注重人情和乡情的凝聚力。此三种传统在我们的生活中日益深入人心，所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平素认为他们是互相排斥的，比如毛传统和邓传统之间，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从反抗毛传统才真正崛起的。但其实从更深层的心理动因看这个问题，没有毛时代留下的“中央集权”和“行政分权”的特殊统治方式，改革开放实难成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认识三种传统，并积极的寻求中介，努力的打通三种传统，融合三种传统。这才是现在的汉语学界众多学人需要做的工作。当然了，我这样描述甘阳的观点实在有些粗疏，事实上，在《通三统》一书中，甘阳的论述要清楚和明晰的多。
还记得开篇提到的甘阳“述而不作”的特点么？收录在这本小册子中的基本都是甘阳在近些年沉思和研究的结晶，以演讲的形式发表而不是论文，当然是看中了演讲这种形式大众化、易普及的特点，但是也看中了演讲形式的现场性、辩难性等特点。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认为自己的言论是能禁得起公众的考验的人才会愿意采取现场交流的形式坦露自己的观点。而且现在这些言论编辑成书出版，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表明了甘阳对争论和争议的正确的态度，有争议的言论才能更加的丰富和成熟。甘阳从不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相反，他用“述”形式提出了问题，再用“作”的形式接受考验和争议，也只有如此，“通三统”的理论才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引发更多的争议，从而更加的丰富、成熟和智慧。
思郁
2008-1-20书
《通三统》，甘阳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定价：16.00元
本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7b92d001008wbo.html?tj=1 |
发表于 2008-11-16 21:3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