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开始的中国作家，无不具备“忧患意识”，但他们却很少对自身的把握，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因而常在“兼济天下”同时，已想着“独善其身”。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进退自如的道路。
中国文学当中的“何其芳现象”，从陶渊明、高适、李白、杜甫、苏轼、龚自珍、等中国文人身上，看得到这样的困惑：当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实现或差不多实现时，他们的创作却不得不停步或退步。诗人们在把握时代的同时似乎失去了对自己的把握，他们得到的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在社会群体意识的压迫下，文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承受着巨大的内耗。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自然生命力，那种诗的激情，亦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只有摆脱这一切，他们的精神才会自由飞扬，他们的诗才会如潮奔涌……
―――阮籍的悲剧
魏末正始元年也就是公元240年，这一年开启了一段短暂而又黑暗血腥的历史，此后的二十五年是魏晋易代的政权争夺期，多变的政权、专制的统治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封建文人在矛盾充斥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艰难地生存着。阮籍正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做为一介名士，从品格上他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从政治上，他是司马氏政权积极争取的政治砝码。
在他人的眼中，能够在险恶的环境中自保，既有名士之名又有统治者的青睐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应该可以成就一个完满的人生了，然而，他的咏怀诗，他的＜大人先生传＞，以及史书的记载似乎都在无意中说明了，阮籍一生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中，悲剧之于他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他不比嵇康激荡刚直，用自己的鲜血做最后的反抗，他也不似山涛王戎，依附权贵，彻底向黑暗的统治低头。然而，这正是阮籍的矛盾，他不是嵇康也不是山涛，他只能是阮籍，不能反抗到底，也不能放弃高格，只能用自己一生的时间来挣扎。
阮籍的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点是不说自明的，司马政权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对任何有悖于它的人与事都相当的敏感，于是便出现了“名士少有全者”的局面，但是，阮籍作为当时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名士，却深得司马政权的拉拢，这就使得阮籍如履薄冰，为了保全自身性命只能口不臧否人物，慎而又慎，但这也并不能使他摆脱司马氏的纠缠。因此，阮籍必然处于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拉扯中，痛苦不堪，政治环境、个人的时代的思想在他的人格上投下重重的阴影，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悖谬的人格，这种人格一方面成为他悲剧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悲剧的一部分。
（一） 道德的悖论
人格的悖谬首先表现在道德准则上，自汉以来的封建道德体系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的重要道德之一就是忠孝，对于臣子来说，为国为君尽忠尽责乃是自己的本分，因为但凡是品质高尚的士大夫无不忠君爱国，恪守臣子之节。
同时，儒家道德也讲求纲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这一方面体现前面所提到的“忠”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等级与制度的问题。魏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等级地位的安守变得十分重要，而对等级的逾越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可见，若是臣子篡权谋政则必然在道德上会被人所不齿并批判。然而，司马氏政权的上台正是走的这样一条不道德的道路，乱臣贼子却成了堂皇的统治者，于是问题便突显出来。
儒家的“忠孝”思想与纲常等级观念形成了矛盾，当统治者用不道德的手段取得统治地位时，做为臣子的封建文人是应该誓死效忠这样的统治者，还是应该推翻篡政的人呢，这就形成了道德的悖论。司马氏政权在阮籍的有生之年虽并没有完全取得帝位，但是朝政一直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皇帝成了一个虚设，司马氏大权在握对于帝位的抢夺是势必成功的，这一点在当时的时代是不难看出的。于是，这种道德的悖论在人的内心就变得激烈起来，对于阮籍尤其是这样，他一生都与司马氏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一直处于政治的敏感地位。
（二） 人的觉悟与压抑
魏晋时期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代，也是思想活跃精神自由的时代，有人把汉末六朝称为春秋战国后的又一个文化高峰，这有一定的道理，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原有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曾经受压制的思想一一活跃起来，为这个时期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思想的发展促进了人对于自身的发现与认知。人们的目光从以往的对外在世界的关注拉回自己的内在世界，个人的致趣个人的理想个人的感受被突显出来，封建文人开始真正地树立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性，用各自的独特的人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个人的追求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人的意愿的流露与彰显。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眼前社会现实绝望消极的表现，正是对时代的无能为力才转而回来自己内心的小圈子中。魏晋文人的狂放不羁只怕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狂歌纵酒谈玄说理，这一切似乎都是如此放达潇洒，然而，这也正是对现在的或是旧有的礼教的一种反抗与否定，正是在压抑中的努力的争取。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写道“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民和怀疑中取得的”。说得正是这个道理。
魏晋时期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是同时更是一个压抑的时代，觉醒了的人难道就可以真正地做到放达潇洒吗，专制、血腥的统治，旧有的礼俗难道真的会完全允许它们的存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阮籍对礼俗之士的白眼同时又对司马氏的屈从，从吕安在嵇康被杀后被迫为官就能看出，人格在觉醒的同时也一直在受着压抑，所以阮籍至慎，所以他才会穷途恸哭。
（三） 儒道的冲突
儒家的学说自创立之日起就对后世文人的思想不断影响、深化，及至汉朝的建立为儒家确立了崇高的正统地位，儒家的世界观道德观也在这一时期被逐渐的发展建立起来，而儒家的礼法、制度、观念也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封建文人们更是以此为修身处世的原则。然而，由汉末开始，战争不断、政权更迭，黑暗统治，使得道教道学对社会风俗文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老庄之风盛行，而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名士们更是崇尚。儒道结合，本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世界观道德观做出的一种本能的自然的选择，然而也因为特定的历史时代，使得儒道在文人内在思想的相处中并不那么顺利和谐。
首先，是“出”与“入”的矛盾。儒家思想是一种具有现实功利性，较为务实的思想，主张文人“入世”为官，建功立业，兼济天下，而道家则主张“出世”，崇尚自然，是具有隐遁意味的思想。然而，这一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极不稳定，儒家的思想道德体系在时代的冲击下出现断裂，显得软弱而缺乏说服力，有志文人想推翻司马氏，恢复正统，但是面对专制统治只能自保其身，欲济天下，却没有条件与环境。于是，便由儒入道，寻求一种回归，隐遁，游仙，然而，作为对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封建文人来说，做到真的放怀又何其难，一方面是自己的雄才与抱负，一方面是现实的压迫下的“出世”与 “游仙”，行为上虽已践行后者，但是精神上却是难逃煎熬的。阮籍年少时也极有志向抱负，但是最终却过得狂放不羁超然物外的生活，咏怀诗中常常流露对人生短暂的苦恼，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他对自己人生的惋惜与无奈吧，出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次，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礼教是儒家学说及汉统治者加工的产物，是一种统治者标榜的合理的制度，但是前提是只有在正统的统治中这正统的思想才能成其为正统。在司马氏的统治中，礼教不过是其打出来的虚伪的欺世的幌子。于是，如阮籍、嵇康一样的文人，便极力地排斥礼俗之士，甚至在行为上践踏所谓的礼教。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在思想深处是真正反对儒家道德礼法的，而且正好相反，他们恰恰是最为坚守这些礼法的人。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说得也是这个道理。由此可以看，文人们所追求的自然，无为，虚无，未必是自己心中真正的信仰，这不过是一种背逆内心的一种反抗的形式罢了。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时代，也是一个悖谬的时代，这个时期中文人的人格也必然是悖谬的，然而上天似乎对阮籍更为垂青，因为在他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矛盾，甚至是一个时代思想矛盾精神挣扎的缩影。他一他一方面缄口时政、喜怒不形于色，另一方面却又对礼俗之士白眼，他为司马昭写＜劝进文＞，却又穷途恸哭以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样的生命历程，虽最后得以终其天年，但是面对好友的被杀，人生的无奈，却彻头彻尾地上演了一场悲剧。
阮籍的悲剧单单用人格的悖谬来解释或许是不全面的，这样的时代就必然使他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无论如何都是时代在前，但独独拿出时代做为原因，其实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文人的思想观念与时代形成的矛盾与不和谐，才是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而人格的悖憀正是矛盾与不和谐的投影，对于个人来说，唯有和谐才能避免悲剧，而阮籍背负着悖谬的人格，即便是有幸终其天年也难逃悲剧的囹囫。 |
发表于 2007-11-8 16: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