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思考边缘行走的时候,尼采是不是也在一百多年前的某处,独自在思想深处漫步、写作、甚至疯癫。我远远地注视着他和他的文字,不是仰望,更不是俯看,而是平视着——在时空两处之间的与大地水平的目光的追索。
西尔斯湖的水映照了尼采。我想要去那美丽的地方游弋,我想要把思想带到更远。
尼采狂妄,他置信念的权威基督教于脚下,尼采把自己抛于火焰中,告诉人们哪有什么地狱的惩罚,唯一的惩罚就是来源于人自身的羞愧心;尼采高傲,他把大众称作“贱氓”,却毫不谦逊地论证自己“为什么这样智慧”,他在时代中讽刺时代。最后,尼采在直视生命光芒的极致绽出和对当权者赤裸裸的敌意宣告中——尼采疯了。
直至精神紊乱的那一刻,都没有人懂得尼采。
实际上,尼采不需要任何怜悯式的理解,他是一个孤独的狄奥尼索斯,他是一个“愤怒的预言家”,他是站在荒原上歌唱的意志的使者。尼采在自己的思想中挖掘,不停地挖,直到双手血肉模糊也不停止。
或许尼采的高傲源于他那自述的贵族的血统——因此便同那些贵族一样,有着藐视平民大众的不屑。尼采如同放浪形骸的诗人,如同一个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却十分兴奋的醉汉,如同他如李白般仰天大笑出门去,又如鲁迅般犀利地不休地却毫不烦琐地批驳着。
在超人欲求不得的痛苦中,尼采把自己投给了查拉图斯特拉;在“上帝死了”的呐喊中,尼采驾驶轧压努力道德的马车超越了无神论和有神论;在权力意志的迸发中,尼采向生活喷薄了酒神精神的非理性的火焰。
我不懂尼采,我现在只是一个平凡的学生,而他则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当我偶然地触摸到尼采思想的发梢的时候,怀着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十分明晰,甚至不是敬仰崇拜的心情去读他。我没有妄图去懂得,去批驳,去冷静地分析,我只是想在思想浸染的黑夜和人世安详的政务,在充盈阳光和毫无阳光的地方,忘却地意识到——哦,尼采在那里。
我想,当尼采遇上马克思的时候,那一定是非理性和理性的斥责在反基督教上的共鸣以及历史观方面的分析的论证。尼采把信仰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意志的、不依附于任何虚幻的所谓的实体的。尼采不仅要戳穿道德的本质,同时他又构筑了新的建誉的途径——价值重估。或许,把个体放置(自我逐流)在一个独一而孤立的境地是惶恐不安的,但是,当我们睁开眼睛,真的敢于面对和经受恍若在空中行走一般的脱离了依赖的生活境域时,我们的本质澄澈了,我们得到了剥离了束缚后的清明的快感,我们不再把自己托付给神,托付给上帝,而是把自己交给自己,那时——心虽然悬浮着,但却得以解放,得以自由地存在,得以勇猛地与邪恶搏斗。
尼采导演了一场悲剧,他亦是主角。他从朝霞中走来,从黄昏中离去,周而复始。一个多世纪以后,尼采不在了,但那场剧仍未消逝,于是我来到了台下,回溯至1844年——尼采开始他人生悲剧的日子。
尼采超越了善恶的彼岸,跨过了价值评定的海峡,他不随大众而去,却同大众的历史一起涌来。
尼采的仰慕者许许多多,我不想成为那万千追随者中的一员。我只在偶然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了同样是偶然的在树荫下默念的尼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