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禅让：历史让美好的幻想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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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涛


提要：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有两种模式：一是打天下，即革命；一是让天下，即禅让。无论是打天下，还是让天下，都有着各自的模型。前者效法汤武，后者一依尧舜故事。革命驱除了暴虐，要讴歌；禅让延续了太平，更值得赞颂。革命要流血，禅让带给人民对明天更美好的幻想。显然，禅让应该是最优的王朝更替模式。而这最优的模式，却密集地出现在魏晋南北朝，这段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历史时期。在柴燎的青烟中，幻想在历史中破灭了。


等待被换掉是末代皇帝的宿命


西晋太安元年（302），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在邺城（今河北临漳）辞世。在当时，他的死，无足轻重。在能够残存下来的一点信息中，我们仅能知道的是，官方赐予了他一个“元皇帝”的谥号。较之他的两位同辈前任，被废掉的曹芳、被弑杀的曹髦，能做到自然死亡的曹奂被给予了尊严。而撰写三国历史的陈寿，却没有等到这一天，只能把曹奂历史性地定格在他的二十岁。

男子二十冠而字，成年的曹奂终止了曹魏王朝的历史，这是他的宿命。在被选中成为皇帝的那一时刻，二十岁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迎他入洛阳的是日后要取代他的晋帝司马炎。也许是要让他铭记自己的宿命，在登基之前，他被改名了，堂皇的理由是：君主的名字，要“难犯而易讳”。原本名璜的他，改称奂。奂者，换也。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记好了，你要被换掉。”魏帝奂要有怎样的意志，才能苟活下来。

好在等待的时间并不漫长，换掉的方式，对曹奂来说，也不陌生，当年自己的伯父文皇帝曹丕就用它，终止了汉的命运。它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 “禅让”。那可是起源于尧舜的故事。

禅位的情景，曹奂的心境，亲历者似乎更愿意选择集体失忆，记史者亦无意在此着墨。是历史突然失去了耐心，急于弃旧迎新？或是当事者早已迷失了新旧的界限。后者恐怕是庙堂之上能够谱写历史的官僚们要争论的话题。新朝的晋人要修撰晋史，从何时写起，却有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正始起，一种意见认为始于嘉平得当，还有第三种意见是泰始为断。想来各持己见者都有各自的理由。而从正始到泰始，在这条时间的轨迹上，司马氏祖孙三代完成了从权臣到藩王到皇帝的身份转变，晋由无到有。

在历史忽略的时空中，后世的才子从不缺乏驰骋想像的勇气。禅位前夕的曹奂，心神恍惚，举止失措；即将成为皇帝的司马炎要笑着与曹奂商量，请其出让天下。这时横生出一位黄门侍郎张节要讨要一个说法，还给司马炎戴上了一顶 “篡国之贼”的大帽子。于是，司马炎怒了，“吾与汉家报仇，有何不可！”张节遂横尸殿下。曹奂泣泪跪告。无奈司马炎已经生气，走了。一旁的贾充说：“天数尽矣，陛下不可逆天，当照汉献帝故事，重修受禅坛，具大礼，禅位与晋王：上合天心，下顺民情，陛下可保无虞矣。”

这是《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中刻画的场景。小说家在这出戏的情节展开上，恐怕很矛盾。纠葛的因素太多，失去了好人好，坏人坏这样的朴素的道德判断。情感为理智所左右，甚至要造出一位忠于曹魏的张节，其姓名是否包含有伸张气节的意味呢？民间的历史观在这里难免有些彷徨。

以《三国演义》的立场而论，它要将尊汉贯彻到底，汉室复兴是被赋予正义色彩的大业。可惜的是，沿着历史的线索走下去，历史的结局又实质性地动摇着它的立场。蜀汉亡国，正义的一方竟然会先于邪恶的一方消失！而上面所录的司马炎要为汉家报仇的怒语，却分明是正义又神奇般地在邪恶的内部复活了。但怒语的回荡，遮盖不住那片凄凉、那摊疑似要伸张气节的“忠良”鲜血和那声声的哭泣。谁又能坚强地认为这就是正义的胜利？迷失。迷失在尊汉、贬魏、扬晋中。


士大夫们要追逐的势利是天下


站在传统继承的角度上，看晋的成立，魏的消亡，司马炎的戏却会得到一次思想的升华。而完成这次升华的，是来自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的分析。陈先生持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魏晋兴亡，是东汉两大阶级——内廷阉宦阶级和外廷士大夫阶级继续斗争的结果，前者的代表是曹魏，后者的代表是司马氏。换言之，亦可理解为已经成为传统的儒家思想，因此得以复兴。

魏与阉宦的关系，全由曹操的出身所决定。真正能拿出身说事的出现在由陈琳在为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中，檄文的语言干净利落，曹操被定性为“赘阉遗丑”，晓布天下。出身，乍听起来，总觉得是真理。这一点与生俱来，无法抹杀，也不取决于曹操自己的意愿。出身的设定，对解决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思想根源，无疑是条捷径。在因果的判断中，便只有了唯一的因。据此，阉宦是东汉政治肌体中蠹虫，凡与阉宦有染，均可归入有害一类。

令人失望的是，阉宦的出身可能对曹操不会起作用。能够为曹操提供因果线索的那位宦官祖父曹腾，却无污点可查。可能是曹腾父“仁厚”的基因起了作用，才使其出污泥而不染。毕竟曹腾后天的生理残疾，与曹操无法建立起血缘的纽带。可曹操的亲生父亲、曹腾的养子曹嵩，也有着“质性敦慎，所在忠孝”的美誉。那么，曹操总该有所洗清吧！

观其成长，曹操与阉宦为伍的证据寻觅不到。一俟进入仕途，与阉宦为敌，却有迹可循。他的人生目标也很坚定，要做好官，要为国家讨贼立功，仿佛是要为 “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的士大夫精神在招魂。试问自党锢之后，又有哪位士大夫能够有勇气做出如此真心的表白呢？也许，只有在瞬间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才会有真情的流露。隐约间，在残破的长安城中，在无羁的兵马洪流中，司徒公王允的临终遗言——“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会为士大夫的精神再做一次苍白的证明。

离心离德，弱肉强食，代汉自立，是被司徒公死念的关东诸公在那时的真实写照，也是曹操在乐府诗《蒿里》所展现出的历史画像，诗云：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人显然没有停留在描绘的层面上，他发现了当年在猎猎义旗之下，共誓盟约的关东诸公，有着先天优良品质的士大夫们，蜕变成了嗜血的动物，诱因就在于对“势利”的追逐。

势利为何物？是财富？是权力？

在汉末历史场景中存在的那个势利，是凶猛狡黠的怪兽，它时时在蛊惑着人们去冲击道德的底线，劝慰着人们可以无情吞噬理想，随意践踏原本还在共同维持的秩序，以再造权威和法则作为前途的招唤，以除旧布新来掩匿全部的罪恶。士大夫们要追逐的势利，其实就是天下。是要把汉家的天下，换作自家的天下。


天命无常是改朝换代的出口


势利的发现者，会自觉地避开势利，免受势利的侵扰吗？“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曹操如是说。孤弱的汉天子，就在股掌之上，拥有天下，只在一念之间。也许这种转念，对于曹操来说，是最大的痛苦；也许他又天才般地发现了遏制势利的力量，乐毅，蒙恬，“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史在消融势利？传统在挽救国家的倾危？

中国古代社会是经验型的社会，经验的载体是历史。历史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有类型化的倾向。圣明的君主，是尧舜复生；贤能的宰相，只能是伊尹、周公第二；聪明的文臣，是“吾之子房”；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帅，是孙子、吴起的化身。历史保留下来的荣辱兴衰，是验证现实行为合理性的一把标尺。抛弃历史，一意孤行，以现实为起点的创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更何况，汉家在其四百馀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传统，配属了儒家的大脑。在仁义礼智信的陶冶下，岂容得乱臣贼子！但是势利还是滋生了起来，服膺儒教的士大夫竟然要将汉家埋葬。

这是多么的矛盾啊！制造矛盾的非是他人，而是汉儒。他们把人世间的是非评判，出让给了天。人世间美好了，天降祥瑞予以表彰；人世间混乱了，天谴灾异予以惩罚。这是与非，好与坏，主要是看天所认可的那位代理人——天子的表现。做得好，保你江山永固；做得不好，就让有德者居之。换掉天子，是天命使然。

汉儒设计出了这一天命无常的理论，或是基于道德的考量，或是对普世正义的追求，但却不可避免的为改朝换代预留了出口。势利之徒有了可乘之机，口实之据。挪用天命，为自己觊觎天下的动机，粉饰上有德的光鲜色彩。可惜的是，势利之徒虽众，觊觎之心虽切，摆布天命，只是官样的文章，你做的，他也做的，愚人的游戏而已。但既已成为传统，皇帝的新衣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孩子也要信以为真。


实力搭起了受禅台


满足一时的虚荣，却未见得能心想事成。天命的眷顾与否，到头来还是要看你的实力。

被认定为儒教中人的司马懿，就熟谙此道。

当年他就以曹操已得九成天下，来劝说曹操要畏天知命，代汉称帝得了。仅此，就会对其儒者的身份画一个大问号？在陈先生的笔下，亦不能将其与纯儒建立起完全的联系，而视之为一个进化的产物，即司马懿所具有的坚忍阴毒，是优于儒家的迂缓无能的品质。其坚忍之表现，以其“潜伏”曹营近五十年为代表，“以垂死之年，奋起一击”，终可以完全的儒者的面貌，唤起世人对传统的回归。以此意来回溯劝曹操称帝时的司马懿，则仲达有诱使孟德跨越雷池之嫌。

这位隐藏至深的儒者，实在是名不副实。

与曹操相比，司马懿倒是可以论一下出身的。曹操的出身，枝蔓太多。司马懿的出身则很纯，没有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司马氏本就是一个要诞育职业军人的世家。这在其家族体质上就有了充分的表现。其祖父司马儁，“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其兄十二岁时参加童子郎的考试，监考者认为他身体壮大，与童子有异，司马朗则告诉他，“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想个头矮点儿，身子骨弱些，那真的是没办法，这可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绝无“损年以求早成”之意。

汉末多事，战事频仍，于军人而言，生逢其时。而掌握军权，控制武装，却是构成那实力的核心。军权在，武装强，获得天命，犹如探囊取物。这个道理，普遍军事化的汉末列强都知道。也是带有军人血统的司马懿在日后能够总结出来的学习心得。

事实上，司马懿入曹府的时间较晚，唐修《晋书》对其晚起步的解释是：“不欲屈节曹氏。”这便是他“潜伏”的心理基础了。还原那段历史，这一能支撑司马懿走过半个世纪的基础过分脆弱了。

曹操最初召他入府的时间是建安六年，官渡之战刚刚结束。袁绍虽败，势力犹存；曹操虽胜，多少有几分侥幸。曹袁争霸，鹿死谁手，还有待观察。抱观望心态，很正常。屈节曹氏，需要胆识。允许儒者向坚忍阴毒进化，也应体谅军人所具备的审时度势的素质。而且，司马懿拒命，是保证安全前提下的拒命。一则，其父司马防对曹操有保荐之恩，曹操念旧情，会放司马懿一马；二则，司马家族已向曹府“贡献”出了长子司马朗，表达了对曹氏的热爱；三则，正值用人之秋，曹操对于此种行为大可宽容待之。曹公的容人之量，还要靠像司马懿这样的“愤青”传布。多几个“愤青”并不是什么坏事。等到北方已定，曹操以丞相之命，稍加恫吓，司马懿即刻屈节，实在是玷污了气节、操守这等高尚的名词。

入府之后的司马懿，在工作上很敬业。但真正能接触到军务很晚，能够负方面之任，于两军阵前建功的时间更是晚之又晚，那一年，他都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

从汉末蔓延开的战事没有停息的迹象，军人的潜质却已激发。在文帝早逝之后，司马懿在军事上，才华横溢，孙权曾言：“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司马懿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曹魏军事首脑。军事上的成功，足以让司马懿成为曹魏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使其附着上了强臣的特征。这是曹魏君臣的共识。明帝曹叡下诏明确将其比作周公。在此之前，只有曹叡的祖父曹操有此自比。这是一种警示，还是一种嘉许？朝臣则以为萧墙之内出现了鹰扬之臣，要为朝廷树敌了。

造化弄人。当年的“愤青”在屈节之后的晚成，竟然会产生如此惊人的“威胁”！来自君臣的忧虑，当事人会做出辩护吗？司马懿的个性太过内敛，除了工作语言外，他的感情被他自己紧紧地裹住了。不过，司马懿还是开启过自己的心扉，他作了史上的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诗，显然是在重压之下的一种表态，适时，司马懿率曹军精锐四万西征辽东，路过家乡，与父老故旧，宴饮累日，怅然有感，诗云：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

遭遇际会，毕力遐方。

将扫群秽，还过故乡。

肃清万里，总齐八荒。

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该由他完成的工作，他还是要尽心尽力去完成，完成之后，自己会告老还乡，听任处置。司马懿问心无愧。

时局的变化，使得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司马懿要后悔胸臆的抒发了，当时不该那么不堪重负啊！明帝辞世，制约强臣的力量开始减弱。一班空谈家们，成了司马懿的同事，开始了他们的新政，直至要公然挑战司马懿的军权。强臣蓄谋反击了，计划中的政变适时爆发，制约的力量在背信弃义的屠戮中化为乌有。强臣转变为权臣。权臣的子孙最终将走向那受禅的高台。

曹奂的宿命，所带来的是魏晋的禅代，是在恐怖、血腥的气息中，上演的悲剧。得到天下的君主们，还会像始皇帝那样，豪情万丈地宣布“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东晋明帝司马绍在得知了自己祖上得天下的真相时，即断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尧舜的禅让是服务于传统的神话，历史并没有展现它美丽的一面。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还在不厌其烦地为晋宋、宋齐、齐梁、梁陈的禅让，论证着彼此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