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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文汇报12月17日时评“在制度框架内积极帮助贫困大学生”,大失所望,假如说自杀对杨元元和公众是一次伤害的话,该时评不啻为第二次伤害。高贵的教授用他冷冰冰的漠视为血淋淋的伤口撒上了一把盐。幸亏这个社会也许不会像顾教授安排的那样行事,否则我们该多么伤心呢?
顾教授以貌似同情的文字,展示了他虚伪的理性,他的理性的标志就是制度,制度框架。我们都知道制度是人安排的,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一项公平合理的制度当然是我们行动的规范,违反制度理当遭受一定的惩罚,没有了制度,我们的生活会乱了套。但制度就一定是冷冰冰的吗,制度之内外果真没有温情的空间吗?常言说,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难道我们的公仆可以因为自己制度安排的不当而推卸应负的责任吗?这难道不是双重的罪过吗?有多少罪恶假制度之名而行?
顾教授说起制度,颇给人无奈的感觉,不是我们学校不想帮你,实在是帮不了你,一是你的问题不是学校造成的,二是学校是有制度的,爱莫能助了。好像制度成了学校或者任何一个公共机关的挡箭牌,这个挡箭牌到底挡住了什么呢?一个教授把考分更低的自己的学生招为了自己的博士生,当遭受质疑时,他说这个制度给他的权力。说到学校的制度,笔者倒是有许多的亲身感受,初到上海,宿舍安装宽带,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1-2天的事情上海电信说要10-15个工作日,这当然是制度;学校宿舍区安置的自助洗衣机要用卡消费,一次要充值一定额,用不完也不会退款,这当然是制度;看门阿姨要在晚上10点和早上6点换班,而不是更方便安全的早晚8点,这当然也是制度;宽带当月欠费1角5分,到处找不到缴费的地方,甚至到了总部也不行,只能充值50元或者100元,这当然也是制度。制度,制度,莫非制度总是为强者制定的吗?
杨元元和她的母亲被质疑太脆弱,按照顾教授的说法杨元元缺乏和学校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杨元元应该清楚什么是自己合理的要求,换句话说,顾教授不仅觉得杨元元不仅不该得到学校让其母亲住进宿舍的照顾,而且压根就不该提这个要求,因为这本来就在制度之外。难道我们的顾教授不知道,杨元元和她的母亲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之所以在强势群体那里显得如此无力如此窝囊,不是弱势群体太弱,而是像顾教授这样的强势群体太强。只是不知道顾教授能在制度之外给杨元元什么样的建议呢,比如申请自杀?
顾教授口口声声声称杨元元不该让学校违反制度去照顾她的理由之一是,如果如此状况的学生都申请母亲入住,那宿舍还是宿舍,学校还是学校吗?这样的理由其实是很弱智的假设,事实上并没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使学校同意了,其他学生就会纷纷效仿吗?可能顾教授还是多虑了。杨元元的自杀还不足以说明杨元元是特别需要被关照的一个吗,难道因为潜在的被关照的对象太多了,就不该关照这一个吗?如果按照顾教授的制度说法,杨元元母亲在宿舍住的三个多月本身就是不应该的,按照顾教授的理论,杨元元其实是占了莫大的便宜了,因为她三个月前就该自杀的,是这样的吗,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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